美华头条7月25日综合报道　2026年7月以来，围绕外国政府能否追究境外人员责任，以及各国应如何保护境内居民的争议持续升温。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本月正式施行后，其中涉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条款受到关注；美国两党参议员随后提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计划加强对外国政府人员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境内实施威胁、胁迫和监视行为的刑事处罚。

与此同时，台湾针对多起疑似跟踪、袭击和场所滋扰事件建立跨机关协处平台。多家研究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则称，跨境施压并非局限于单一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涉及国家主权、人身安全、司法合作和政治表达边界的国际治理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镇压”或“跨境施压”尚无统一法律定义。相关机构通常以这一概念描述一国政府、政府人员或其代理人，在另一国家或地区对特定人士实施监视、跟踪、威胁、暴力、强制遣返、经济限制或向境内亲属施压等行为。不同国家和研究机构的认定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具体案件是否构成外国政府主导的行动，仍需依据调查结果和司法证据判断。

中国新法生效，境外责任条款引发不同解读

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3月12日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律自7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设七章、六十五条，内容涉及民族平等、文化认同、公共服务、区域发展、民族交往及法律责任等领域。

第六十三条将境外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纳入法律追责范围。部分西方政府、人权机构和海外团体据此提出疑问，认为相关行为的认定标准及法律适用范围仍不够明确，担心境外学术研究、新闻报道、少数民族权益倡议和政治表达可能受到影响。

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表示，该条款属于主权国家正常的立法实践，目的是防范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所谓“治外法权”或不当“长臂管辖”。

胡卫列表示，相关责任追究将依法、审慎和规范进行，不会影响正常的人文交流、学术研讨和经贸合作。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也将该法定位为处理民族事务、保障各民族平等权益和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的基本法律。

中国方面同时反对将有关法律与“跨境镇压”直接联系，认为一些境外机构忽视中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权益保障情况，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法政治化。中国政府过去也多次表示，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人员采取的通缉、调查和司法措施属于依法执法，不应被解释为非法境外干预。

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争议重点不在于国家能否规定境外法律责任，而在于相关概念是否清晰、司法程序是否透明，以及法律是否可能对行为发生地所保护的合法表达产生影响。中国新法如何在具体案件中适用，目前仍有待观察。

美国两党议员提出专门法案

7月14日，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亚当·希夫与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柯蒂斯在华盛顿共同提出《停止跨国镇压法案》，计划首次在美国联邦刑事法律中对“跨国镇压”作出专门定义。

按照法案内容，外国政府官员、代理人或代表如果在美国境内实施骚扰、胁迫、威胁、监视、跟踪或策划伤害他人的行为，并同时构成其他联邦犯罪，法院可在原有刑罚基础上追加最高10年监禁和最高10万美元罚款。

法案还计划由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集中协调相关检控，由联邦调查局统筹刑事调查，并要求行政部门定期向国会报告案件数量、调查进展和执法资源。提案同时要求有关机构评估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被用于监控、冒充身份和实施胁迫的风险。

希夫和柯蒂斯认为，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威胁或压制批评者，不仅侵犯个人安全和表达权利，也构成对美国司法主权的挑战。法案支持者表示，美国现有法律虽然可以利用跟踪、暴力威胁、网络犯罪及非法外国代理人等罪名处理案件，但缺少统一定义，不利于案件统计和跨部门协调。

截至7月25日，该法案仍处于国会审议阶段，尚未成为法律。其后续审议预计将涉及证据标准、政府代理关系及行为目的等问题。法律界关注，检方应如何证明行为人受到外国政府指挥，以及如何区分跨境政治胁迫、普通刑事案件、侨团内部冲突和受到法律保护的政治活动。

美国国会听证呈现当事人经历

6月4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审查中国政府被指在美国境内实施跨境监控、恐吓和信息收集的问题。

出席作证的刘俊表示，2021年曾有人冒充美国奥林匹克机构人员，试图取得他及其女儿、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护照资料。他还表示，联邦调查局随后向其通报了相关调查情况。

美国司法部于2022年起诉多名涉案人员，指控他们在美国境内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异议人士资料并实施骚扰。检方指控反映执法部门的案件判断，具体被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仍应以各案审理和法院裁决为准。

委员会成员认为，相关风险可能不仅涉及政治活动人士，也可能影响其家属、律师、研究人员、记者和公共人物。中国方面则反对美国国会有关委员会的结论，认为相关报告具有政治立场，不能仅凭证人陈述证明中国政府组织了境外非法行动。

两项调查反映全球趋势，统计口径存在差异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今年4月发布报告称，该机构在2025年记录到126起直接涉及人身措施的跨境镇压事件，使其2014年至2025年数据库中的累计案例达到1375起。

报告称，截至2025年，至少有54个国家的政府被指尝试在境外压制批评者。中国自2014年以来涉及319起该机构记录的案例，在其数据库中数量最多。报告所列手段包括拘留、强制遣返、袭击、绑架、威胁和直接人身骚扰。

总部设在新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6月公布的另一项调查，则邀请77名关注中国和香港人权状况的专家进行评估。调查认为，与中国有关的跨境施压风险可能涉及五大洲41个国家或地区。

不过，两项报告采用的方法并不相同。自由之家主要统计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事件，专家调查则可能把监控、护照限制、经济措施和向亲属施压纳入评估。相关数据可以用于观察风险趋势，但不能替代警方调查、检方举证和法院判决。

部分案件的信息主要来自当事人陈述、公开资料和专家判断，行为人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时难以独立核实。因此，报告中所称的“案例”并不意味着每起事件均已获得所在国司法机关确认。

台湾建立跨机关平台，案件性质仍有分歧

台湾近期多起涉及在台港人和公共事务人士的事件，使跨境施压问题受到进一步关注。

今年7月，经常批评中国政策的日籍评论人士矢板明夫在台湾遭一名男子袭击。台湾陆委会表示，高度怀疑事件可能属于中国新法实施后发生的跨境施压暴力案件。中国国台办则将其称为普通治安事件，认为不应作政治化解读。

在台港人汤伟雄经营的场所于去年底和今年初两次遭人泼漆。台湾警方今年4月通缉部分涉案人员，台湾陆委会将事件列为疑似跨境施压案件。汤伟雄认为，有关行为的影响不仅在于财产损失，也可能通过持续骚扰使相关人士减少公开活动。

不过，相关案件能否被认定为境外政府指挥的行动，仍取决于资金往来、通讯记录、组织关系和具体指令等证据。单纯发生袭击、泼漆或跟踪行为，并不足以直接证明案件背后存在外国政府指挥。

台湾行政机构已成立跨机关协处平台，从预防、反制和保护三个方向处理相关风险。部分意见主张加强港澳人士及其他高风险对象的入境审查；另一些学者和民间组织则警告，不应因此把整体香港移民或特定族群视为安全威胁。

支持加强保护的人士认为，政策应以具体行为和证据为依据，提高警方识别风险和保护当事人的能力。持谨慎立场者则强调，扩大身份审查可能造成社会污名化，也可能使原本需要保护的流亡人士承受额外压力。

域外追责与所在国主权成为争议核心

围绕跨境施压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国家域外管辖权、所在国司法主权和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认为，国家有权通过国内法律维护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其他国家同样制定了具有域外适用内容的反恐、制裁和国家安全法律，因此不应以不同标准评价中国立法。

美国、欧盟及部分人权机构则认为，一国即使主张境外人员违反其国内法律，也不能绕过行为发生地的司法程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秘密实施监视、威胁或强制行动。需要调查、取证、引渡或追责时，应通过司法协助及公开的法律渠道处理。

法律人士指出，判断相关行为是否合法，通常需要考察法律条文是否明确、执法程序是否公开、证据能否接受独立司法审查，以及相关行动是否获得行为发生地政府授权。

从目前结果看，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施行，但境外责任条款的具体执行方式尚待后续案例显示；美国《停止跨国镇压法案》仍在国会审议；台湾已建立跨机关平台，但个案调查和责任认定仍在推进。

随着跨国人口流动和数字通信增加，有关争议预计将继续影响国家安全立法、国际司法合作和移民政策。各方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境内居民及保障合法表达之间建立清晰边界，将成为后续制度实施的重要观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