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8月2日综合报道，中国国务院近日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对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不准出境措施、申请材料核查以及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监管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该规定于2026年6月29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7月22日由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41号国务院令公布，将于9月15日起正式施行。法规共19条，适用于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以及在中国境内开展的出境入境中介服务。

新规公布后，部分意见认为，这是中国应对跨境电信诈骗、非法出境、虚假签证材料、敏感技术外流和中介行业乱象的制度补充；另一些观点则关注，高风险目的地劝阻、国家安全和技术安全认定以及不准出境决定暂不告知等条款，是否会扩大行政机关对公民跨境流动的干预空间。

从法规文本看，新规并未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出国审批制度，也没有宣布限制正常旅游、留学、探亲、就业和商务活动。但它确实强化了出境前核查、风险干预和违法行为追责，并为部分不准出境措施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执行依据。

高风险目的地管理进入证件审批和边检环节

新规建立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外交、文化和旅游等主管部门以及中国驻外机构，应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战争、武装冲突、社会治安恶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传染病疫情等情况，公开发布安全提醒和旅游风险提示。

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出入境证件或者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可以根据有关部门通知，提醒准备前往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人员谨慎出行。对于风险等级达到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目的地，必要时应当劝阻有关人员前往。

这一条款的直接目的，是把海外风险管理从事后领事救助提前到出境申请和口岸检查阶段。近年来，部分中国公民因虚假招聘、网络诱骗等原因前往跨境诈骗活动集中的地区，随后遭到非法拘禁或被迫参与违法活动，成为主管部门加强出境风险预防的重要背景。

需要区分的是，法规使用的是“提醒”和“劝阻”，并未直接规定，只要某一国家或地区被列为高风险目的地，所有中国公民就一律不得前往。因此，把该条款直接解释为可以随时“封锁特定国家”，超出了现有文本所明确规定的范围。

不过，新规尚未详细说明“必要时劝阻”的具体认定程序、劝阻是否具有强制效果，以及公民坚持前往时将如何处理。风险等级由哪些部门决定、多久更新一次、是否公开完整标准，也将影响这一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的边界。

如果劝阻仅表现为安全提示，其对正常出行的影响相对有限；如果劝阻在证件审批或边检环节演变为事实上的拒绝放行，则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依据、决定机关和救济渠道。

申请事由、证明材料和电子数据核查趋严

新规要求，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或居留的事由必须真实、合法。移民管理机构和签证机关核实人员身份及申请事由时，可以询问相关情况，并要求申请人出示文件、资料或电子数据。

为申请人出具邀请函、工作证明、商务证明及其他材料的单位和个人，也要对内容真实性负责，并配合主管机关核查。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作出虚假陈述的，主管机关可以决定不签发相关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入境。为他人出具虚假申请材料的个人，最高可被处以1万元罚款；单位最高可被处以5万元罚款，违法所得还可能被没收。

这意味着，今后通过虚构旅游、商务、留学或工作事由办理证件，以及使用虚假邀请函、雇佣证明等材料的法律风险将明显上升。申请人、中介机构和材料出具方的责任由过去相对分散，转变为相互关联的责任体系。

但“申请事由真实”并不等同于出境后的每日行程必须与申请材料完全一致。游客临时调整路线、减少景点安排或在酒店休息，本身不能直接证明申请目的虚假。判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仍应以申请时是否故意隐瞒真实目的、是否伪造材料以及是否参与违法活动为基础。

对于正常旅游、留学和探亲人员而言，最直接的变化可能是材料核验更严格、询问内容增加，以及对行程、邀请关系和资金来源的审查更加细致，而不是正常出境权利自动受到限制。

不准出境情形进一步细化

新规规定，中国公民因骗取出入境证件或者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处罚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其在处罚执行完毕后6个月至3年内不得出境。

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可以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经驻外机构核实后由其境内住所地省级政府决定，自其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内不得出境。

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或者技术安全的人员，也可以由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

中国现行《出境入境管理法》此前已经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存在未了结民事案件且法院作出决定的人员，以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人员可以被限制出境。因此，新规并非首次建立不准出境制度，而是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增加或细化违法出境、境外犯罪和敏感技术违规转移等具体情形。

其中，技术安全条款可能对掌握关键技术、商业秘密或受出口管制信息的企业负责人、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产生较大影响。支持这一措施的观点认为，各国普遍对军事、尖端技术和国家安全信息流动设置限制，中国有必要防止受管制技术以人员流动方式被违规转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范围较广，新规没有在这一款中明确统一的不准出境最长期限。如果缺少更详细的技术目录、认定程序和定期复核制度，企业人员可能难以提前判断自身是否受到限制。

这一条款未来影响的是少数违反出口管制规定的人员，还是会延伸至更广泛的科技行业从业者，将取决于后续实施细则和具体执法案例。

不准出境决定原则上告知，特定情况下可暂不告知

新规要求，决定机关原则上应当向被限制出境人员书面告知相关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救济途径。

但如果提前告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或刑事案件侦查，决定机关可以不提前告知。当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实际执行不准出境决定时，应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向当事人说明有关情况。

这一制度同时包含一般告知原则和特殊例外。把它概括为“所有边控都可以不通知本人”并不准确，但国家安全和刑事侦查例外可能使部分人员在抵达机场、港口或陆路口岸时，才首次得知自己受到出境限制。

支持保留例外的意见认为，调查机关如果必须事先通知，可能导致涉案人员逃避调查、销毁证据或转移资产，影响案件办理。

关注程序权利的观点则认为，不准出境直接影响公民迁徙、工作、求学和家庭团聚，应当对不告知例外设置严格条件。决定机关是否必须定期复核、暂不告知可以持续多久、当事人如何确认决定机关并申请复议或诉讼，都是新规实施后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从权利保障角度看，是否存在有效、及时并可实际使用的救济程序，比法规是否使用“告知”字样更为重要。如果当事人只能得知自己无法出境，却不能获得决定期限、作出机关和申诉方式，书面权利可能难以转化为实际保障。

出入境中介由市场准入转向备案和持续监管

新规要求，接受客户委托，提供出入境政策咨询、证件代办和手续办理等有偿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

新设立的中介机构，应在成立后15日内向所在地移民管理机构备案。新规实施前已经开展相关业务的机构，应在9月15日之后90日内完成备案。

中介机构必须具备专业人员、经营资金和固定场所，并建立人员管理、教育培训、资料保存、数据安全和合规管理制度。直接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妨害国境管理的故意犯罪记录。

新规禁止中介机构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协助提供虚假材料、非法泄露客户个人信息、超出备案范围经营，以及组织或协助跨境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机构可能被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责任人员也可能被处以罚款。

官方解释显示，2018年中国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相关机构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出现机构底数不清、虚假宣传和违规办理业务等问题。此次调整没有恢复原有行政许可制度，而是通过备案、信息留存和事后处罚建立持续监管框架。

这一变化有助于清理以虚假成功案例、伪造材料或不实承诺招揽客户的机构，降低申请人因中介违法而遭受经济损失或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另一方面，场地、人员、数据保存和合规审查要求可能增加中小机构的经营成本。部分缺乏固定办公场所、主要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机构可能退出市场，消费者可选择的服务机构可能减少，服务价格也可能上升。

境外机构不得直接经营，不等于外资机构全部退出

新规规定，境外企业和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提供出境入境中介服务。

但主管部门随后明确，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外资企业以及港澳台资企业、机构，仍可以依法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因此，“外资移民中介被全面禁止”的说法并不准确。

这一区分意味着，未在中国依法设立经营主体的境外公司，不能直接面向中国境内客户开展相关业务；已经按照中国法律完成设立和登记的外资机构，则仍可在备案和监管制度下经营。

新规主要改变的是跨境远程经营和境内落地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来源全面排除外资服务机构。未来需要关注的是，境外律师事务所、签证服务中心、留学机构以及仅提供信息咨询的平台是否属于中介服务，以及跨境线上咨询如何确定经营地和监管责任。

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违规办理海外身份被列为重点

新规规定，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委托中介机构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境外居留证件或者其他出入境证件、手续时，中介机构不得提供服务，并应及时向监察机关等部门报告。

中介机构违反这一规定，可能被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暂停业务、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这项制度的关键词是“违规办理”，并不等于法规直接禁止所有公职人员申请护照、出境或取得境外居留资格。哪些人员可以办理、需要履行何种单位审批程序，仍要结合公务员、军队、保密和相关单位的内部管理规定判断。

支持这一规定的观点认为，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可能接触公共权力、财政资金、国家秘密或军事信息，对其违规取得海外身份进行限制，有助于防止利益冲突、腐败人员外逃以及敏感信息泄露。

质疑意见主要集中在执行公平性。一方面，“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中的“等”具体包括哪些人员尚需明确；另一方面，如果规定主要约束基层和中层工作人员，却不能同样审查具有更高职务或特殊背景的人员，将削弱制度的反腐正当性。

中介机构承担报告义务后，也需要核实客户身份和是否具有相关审批文件。这可能使中介从单纯提供商业服务的主体，转变为承担身份审查和报告义务的合规参与者。

新规是否意味着中国准备全面限制公民出境

从现有条文判断，新规不能被直接等同于全面“关闭国门”。

法规没有取消普通护照制度，没有规定普通公民出国必须获得工作单位批准，也没有禁止正常旅游、留学、就业、探亲或商务出行。对高风险目的地采取的措施，在法律文本中仍以提醒和必要时劝阻为主，而不是普遍禁止。

2026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出入境人员达到3.69亿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中国同时推进外国人入境便利化和跨境人员往来政策，显示当前出入境政策并非单一朝向全面封闭，而是呈现扩大国际往来与强化安全监管并行的特点。

认为普通人影响有限的观点据此认为，新规主要针对虚假材料、偷越国境、跨境诈骗、违规技术转移、公职人员违规取得海外身份以及中介行业乱象。材料真实、目的合法且不涉及案件的普通出行者，不会因为新规实施而自动失去出境资格。

持审慎立场的观点则认为，新规把安全风险提示、申请事由核查、电子数据查验、不准出境决定和中介业务备案纳入更加完整的管理体系。即使当前针对的是特定违法和高风险情形，这套制度也提高了行政机关掌握出境信息和实施前端干预的能力。

两种判断的分歧不完全在于条文写了什么，而在于行政裁量将如何使用。风险目的地认定、国家安全范围、技术安全标准和不告知例外，如果有明确公开的规则、限定期限和有效救济，新规更可能保持为针对具体风险的管理制度；如果标准长期不公开、不同地区执行不一致或者例外范围不断扩大，普通公民出境的不确定性就可能增加。

实际影响将在实施后逐步显现

新规实施后，短期内受到直接影响最大的群体，预计包括出入境中介机构、使用复杂证明材料的申请人、受到行政处罚的非法出境人员、涉及出口管制和技术进出口的企业人员，以及违规办理海外身份的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

对于一般旅游、留学和探亲人员，主要变化可能表现为申请材料真实性责任提高、部分目的地安全询问增加，以及通过中介办理业务时需要确认机构是否已经备案。

从长期看，判断新规究竟是一次针对跨境违法风险的制度补充，还是公民出境管理进一步收紧的起点，需要观察五项指标：高风险目的地名单和认定标准是否公开；“劝阻”是否演变为强制限制；技术安全类不准出境是否设置期限；暂不告知决定是否受到定期复核；不同地区是否提供统一、有效的复议和诉讼渠道。

因此，目前将新规定性为普通公民即将被全面禁止出境，证据仍然不足；但认为它完全不会影响普通人，也忽略了材料核验、风险劝阻和中介监管等普遍适用条款。

新规产生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9月15日施行后的配套规则和执法实践。如何在打击跨境犯罪、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公民正常出行权之间建立清晰边界，将是这项法规面临的核心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