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8月4日综合报道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延续、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以及越南制造业基础逐步改善，越来越多中国及跨国企业正在把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越南北宁、海防、平阳和胡志明市周边工业区。最新企业案例和园区数据表明，越南承接的项目已从纺织、家具等传统产业，逐步扩展至消费电子、仪器仪表、光伏和精密制造。

不过，多份跨年度研究显示，这一变化尚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制造被越南取代”。目前更明显的趋势是，标准化组装、劳动投入较高以及面向特定出口市场的生产线向越南分散，而研发设计、关键设备、高精度加工、核心零部件和复杂制造仍较多集中在中国。由此形成的，是以中国上游产业体系为基础、越南承担部分生产和出口功能的跨境制造网络。

中资企业在越南工业园占比持续上升

2026年8月发布的企业调查显示，在广东东莞经营工业润滑油业务的福邦润滑油，早在2017年便跟随客户进入越南南部，并于2023年在北部工业重镇北宁增设工厂。近年来，越来越多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商、供应商及服务企业进入越南，部分企业是为跟随原有客户，另一些企业则希望利用越南的贸易安排和出口条件，为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供货。

由新加坡胜科工业旗下企业与越南方面共同开发的越南新加坡工业园，目前已在越南多个省市形成工业园网络。园区运营方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相关园区租户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约9%升至2025年的约15%。

在越南北部港口城市海防，DEEP C工业园区内中国企业租户的占比，也由新冠疫情前约7%至8%，上升至约20%。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企业赴越布局已经从个别工厂投资，逐渐发展为供应商、设备商和配套服务企业共同进入的产业集聚现象。

进入越南的中资制造项目也出现结构变化。立讯精密、歌尔等电子制造企业持续扩大当地业务；中国仪器仪表企业优利德在北宁建设的工厂于2024年底投产；中国家具企业特雷通集团则于2025年在越南南部设立面向美国市场的新厂。

这意味着越南承接的已不只是服装、鞋类、家具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和部分精密制造环节。但企业是否将生产转往越南，通常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还要考虑关税、客户要求、产地规则、物流效率和供应链风险。

制造业转移并非始于近年

从时间线看，制造企业由中国向东南亚分散并非2025年或2026年才出现。

2000年前后，一些跨国企业已经开始将鞋类、服装和其他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东南亚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对生产成本更加敏感，中国沿海地区工资和土地成本上升，进一步增加了东南亚制造基地的吸引力。

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后，美国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企业开始更加重视出口产品的生产地点。2020年至2022年间，新冠疫情造成的停工、物流延误和零部件短缺，又使跨国企业意识到过度依赖单一生产地区的风险。“中国加一”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国加多个”布局，由此成为更多企业的长期经营策略。

一项发表于2021年的研究，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美关税以及企业分散风险的需要，列为制造业务向东南亚转移的主要动力。该研究同时指出，东南亚部分地区存在技术工人不足、质量控制能力有限和利润下降风险，企业迁移并不一定能够立即降低总体成本。研究作者也承认，其分析属于趋势性研究，仍需要更多企业样本和长期数据验证。

因此，近期赴越设厂潮更接近多年趋势在关税和地缘风险作用下的加速，而非突然出现的单一事件。

越南工厂扩大，但研发和复杂制造仍多留在中国

从现有企业分工看，迁往越南的工厂并不意味着整条产业链同步转移。

优利德虽然已在越南建立部分产品线，但公司管理层表示，一些高端产品仍未在当地正式投产，原因是当地生产能力和配套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特雷通集团在越南工厂主要安排工艺较为标准化、适合规模生产的产品，复杂产品制造和研发设计则继续由中国团队承担。

企业采取这种分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另一方面也与企业总部、研发人员、模具供应商、机械设备商和质量控制团队长期集中在中国有关。将一条组装线迁往越南相对容易，但要把研发、设备维护、工程调整和全部供应商同步迁移，成本和难度明显更高。

越南目前已经出现更多机械加工和零部件企业，但高精度加工能力仍相对有限。在设备维修、生产线改造和技术故障处理方面，部分越南工厂仍需要中国工程师或供应商到场解决。

2024年亚洲商业理事会发布的供应链报告也认为，全球企业的主要趋势并非完全撤离中国，而是在保留中国业务的同时向其他亚洲经济体增设产能。报告指出，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2023年的28.7%，在制造规模、供应商网络、生产速度和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

在消费电子领域，越南已成为苹果AirPods和HomePod等产品的重要生产地，部分iPad新产品导入工作也开始向越南延伸。但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仍在中国维持庞大产能，因为智能手机等产品要求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生产，而中国现有供应体系仍较难被单一国家整体复制。

中国零部件和设备出口强化区域联系

工厂向越南增加，并未减少越南对中国设备、材料和零部件的需求，部分领域反而出现同步增长。

越南官方数据经媒体援引显示，2025年前11个月，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约1680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30%，并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约三分之一为电子零部件。大量零部件进入越南后，在当地完成加工或组装，再出口至美国及其他市场。

这种贸易结构显示，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发生变化，并不代表上游供应来源已经改变。一件标注为越南制造的电子产品，仍可能使用中国生产的电路板、金属部件、机械设备、化工材料和包装产品。

华侨银行亚洲宏观经济主管谢栋铭援引的数据表明，2019年以前，中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器、芯片和半导体等相关产品类别上，对东盟六国仍有贸易逆差；到2025年，中国在这些类别上对东盟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到约1330亿美元。

支持者认为，设备和中间产品进入越南，可以帮助当地扩大生产、创造就业，并为本地企业积累工程和管理经验。持谨慎观点者则担心，如果越南长期依靠进口设备和零部件，而本土供应商难以成长，其制造业可能主要停留在加工和组装环节。

越南能否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关键问题

越南承接制造投资的优势较为明确，包括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邻近中国供应链、拥有较长海岸线和港口体系，以及与多个主要经济体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北宁、海防和平阳等地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工业园区，也具备吸引电子制造和出口加工企业的基础。

亚洲商业理事会2024年发布的“亚洲制造业多元化指数”将越南列在参与比较经济体的第五位。报告认为，越南在数字基础设施、贸易开放程度、制造业集聚和邻近中国方面具有优势，但在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技术人才和产业配套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该报告指出，越南过去主要通过服装等行业的基础组装进入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并推动减贫。随着越来越多由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者经营的工厂进入越南，当地中高层管理人员也获得了技术和管理经验。

但越南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部分地区可供制造业吸收的劳动力趋于紧张。如果教育水平、工程人才和劳动生产率未能同步提高，依靠低工资吸引投资的模式将难以长期维持。

半导体产业尤其体现这种矛盾。越南希望扩大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和电子制造能力，并计划在2030年前培养5万名芯片设计工程师，到2040年将半导体行业人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以上。越南电子电信集团Viettel已于2026年1月启动该国首座芯片制造厂建设，预计2027年底进入试生产阶段。

这些计划显示越南正寻求由组装向技术密集型制造升级，但人才培养、设备供应、研发能力和本土企业成长均需要较长时间，不能仅以新增工厂数量判断产业升级是否完成。

“越南取代中国”仍缺乏规模基础

2024年发布的一项比较分析指出，越南经济和制造业增长较快，但与中国的工业规模仍存在明显差距。越南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4000亿美元，经济增长率达到8.02%；202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不足7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并形成覆盖原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和最终组装的完整工业体系。

该分析认为，越南能够在部分产品和生产环节上扩大份额，但短期内难以整体替代中国。越南土地和劳动力规模有限，工业基础、科研投入、重化工业和设备制造能力也与中国存在差距。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不会受到影响。对中国沿海部分地区而言，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工厂外迁，可能减少当地就业和订单，并对中小供应商形成压力。越南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也可能在家具、鞋服、消费电子和部分机械产品领域形成更直接的竞争。

因此，“中国不会被完全取代”与“部分产业正在外迁”可以同时成立。前者指的是整体工业体系和制造规模，后者则指具体产品、企业订单和新增投资地点的变化。

中国企业出海由单一建厂转向产业链布局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于2026年6月15日在香港发布。研究团队自2023年起在珠三角制造业地区，并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开展调研。

报告认为，全球产业转移已由过去的成本优先，转向成本、效率、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并重。中国企业出海也不再只是出口商品或建设单个海外工厂，而是逐渐延伸至本地生产、供应商配套、研发、品牌、物流、金融和合规管理。

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益集中于亚洲。2024年，中国对亚洲投资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八成，对东盟投资流量升至历史高位。东盟已由商品销售市场，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企业的生产基地和供应链伙伴。

东盟内部也出现较明确的产业分工：新加坡主要承担区域总部、金融和合规服务；印度尼西亚吸收矿产加工、电池和重工业投资；泰国依托汽车产业基础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越南承接电子和光伏制造；马来西亚则集中发展半导体封装测试、数据中心和数字基础设施。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企业进入越南并非只是“离开中国”，也可能是企业把原有供应链扩展至海外，以接近客户、规避贸易风险并拓展东南亚市场。但海外经营也带来新的成本，包括当地法律、税务、劳工管理、社区关系、环境标准和供应链合规要求。

中国工业政策的外溢效应引发不同评价

荣鼎集团2026年5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政策正在由重点支持少数战略产业，扩大至上游原材料、工业设备、传统制造、服务业和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未来能源等前沿领域。报告包含美国商会前言，其分析主要体现美国企业和产业竞争政策视角。

报告认为，中国持续扩大制造能力，在机械、化工、工业设备和零部件等上游环节的全球市场份额上升。即使第三国承接最终组装，其产品也可能继续使用中国设备和中间投入，从而形成较难通过最终产地识别的供应链依赖。

该报告估计，中国制造品贸易顺差自2019年以来大致翻倍，达到约2万亿美元。报告将这一变化归因于政策支持、进口替代、国内需求偏弱和出口能力增强，并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报告也提出中国工业政策可能面临效率问题。支持范围不断扩大，可能导致资源分散、重复投资和价格竞争；企业利润下降、私人投资偏弱及部分行业研发增速放缓，也可能影响长期生产率。

从中国政策目标看，保持制造业规模、推动技术自主、提升产业链安全和发展新兴产业，被视为应对外部技术限制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不在于中国制造能力是否增强，而在于政府支持能否长期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竞争和贸易失衡应如何处理。

产业升级还是依赖加深仍待观察

综合2021年至2026年的研究和企业案例，目前亚洲制造业变化可以归纳为三个同时发生的过程。

第一，部分生产环节确实正在由中国向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转移。关税、成本、客户要求和供应链安全，是企业调整布局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制造体系并未随工厂外迁而同步缩小。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材料、零部件、工程服务和海外投资，继续参与越南制造业扩张，一些海外工厂实际上成为中国供应链的境外节点。

第三，越南正在获得产业升级机会，但结果尚未确定。外资投资可以带来就业、出口和技术培训，却不必然自动形成独立的本土工业体系。越南能否发展本土供应商、提高研发投入、培养技术人才并增加国内附加值，将决定其是成长为更完整的制造中心，还是长期集中于组装和出口环节。

对中国而言，未来挑战也不只是如何保留工厂，而是如何在企业出海的同时维持国内就业、消费和民营企业活力，并继续提升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制造能力。

现阶段，把这一趋势描述为“中国制造全面迁往越南”并不准确。更符合现有证据的判断是，亚洲制造业正在由高度集中于中国的单中心模式，转向以中国为主要上游和技术节点、越南及其他东南亚经济体承担更多生产和出口功能的区域化网络。

这一格局能否长期维持，仍将受到美国及其他市场的关税和原产地政策、越南产业升级速度、中国国内经济调整以及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