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8月1日综合报道，2025年12月至2026年7月，多家国际政策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民意调查机构先后发布报告，对美国、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作出评估。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和中国仍是当今唯一同时拥有超大规模经济、完整科技体系、强大军事实力和跨地区影响能力的两个国家，但中等强国的上升、国际信任的变化以及两国内部压力，正在使全球秩序呈现“双强主导与多中心并存”的新特征。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全面取代美国，也不意味着印度、欧洲或其他力量已经在综合实力上追平中美。更准确的判断是，中美与其他国家之间仍存在明显实力差距，但两国单独决定国际议程的能力正在受到更多限制。贸易、能源、关键矿产、地区安全和发展融资等领域的权力，正在向更多国家和区域组织分散。

2025年12月12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詹妮弗·林德发表文章，将美国和中国界定为当前世界仅有的两个综合性大国。其判断依据并非要求两国在所有指标上完全对等，而是强调只有中美同时具备经济规模、军事能力、科技基础和全球行动范围。印度、俄罗斯、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各有重要优势，但尚未在全部领域形成同等级别的综合能力。

中美领先地位延续，但影响力增长已出现平台期

总部设在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于2026年1月发布《大碎片化》报告，将美国和中国列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报告同时指出，两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大约从2015年开始趋于平缓，均未能在国内压力加重、国际竞争扩大和多边机制弱化的环境下，持续扩大相对影响范围。

该报告认为，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快速全球化阶段已经转向更加分散和竞争性的国际环境。美国仍拥有全球军事部署、美元体系、先进科技和联盟网络；中国则依靠制造业规模、贸易联系、基础设施投资、关键供应链和不断扩展的外交关系形成全球影响。两国优势的构成不同，但目前没有第三个国家能够同时复制这些条件。

与此同时，中等强国数量已由1991年的9个增加至2024年的16个。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土耳其、墨西哥和以色列等国家在经济、金融、资源、军工或地区外交方面扩大影响；巴西、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继续保持较强的经济和制度能力。

这些国家通常不愿在中美之间作出完全排他的选择。一些国家在安全事务上依靠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地区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关键资源和外交斡旋扩大自身空间。其结果不是出现多个实力完全相当的超级大国，而是形成中美位于最上层、多个中等力量在不同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分层结构。

美国仍有结构性优势，政策稳定性成为关键变量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在2026年1月发布的《重振美国》报告中提出，美国仍具备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经济与金融实力、远程军事投送能力，以及分布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联盟和伙伴体系。

布莱克威尔主张，美国应将中国作为同等级别的战略竞争者，通过外交、联盟、软实力和威慑管理竞争，同时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认为，美国若削弱传统联盟、减少全球参与或过度依赖单边力量，将提高战略成本，也会为其他国家扩大影响留下空间。

报告同时呈现了美国战略界的主要分歧。支持维持全球主导地位者认为，美国的力量能够提供安全、贸易和航行等公共条件；批评者则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权力广泛分散，美国若承担过多地区责任，可能造成资源消耗、盟友依赖和国内反弹。

自由国际主义者强调，应通过国际法、联盟和多边机构维持秩序；战略收缩派则主张减少海外承诺，把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两种立场的核心差异，不在于是否承认美国仍然强大，而在于美国应当以多大代价继续承担全球领导责任。

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期刊2025年1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则提出，美国国内政治分化、外交政策反复以及对部分多边机制的疏离，可能降低盟友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长期承诺的信心。文章认为，中国能够利用这些政策空缺，通过基础设施、贸易、融资和供应链关系扩大影响。

不过，该文也承认，中国面临房地产债务、青年就业、人口下降和外部疑虑等问题。中国能否接替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角色，不能仅由美国影响力是否下降决定，还取决于中国能否解决自身经济与社会压力，并向其他国家提供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制度和合作安排。

国际形象变化尚未转化为全面力量更替

皮尤研究中心7月15日公布的跨国调查，为中美竞争提供了另一项观察指标。该机构于2月8日至5月13日期间，在36个国家访问42151名成年人。调查显示，在多数受访国家，中国获得的正面评价已高于美国；只有印度、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六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高于中国。

在17个中等收入国家，受访者更普遍认为美国会干预其他国家事务。部分国家的受访者还将中国视为更可靠的合作伙伴，或认为中国更能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在尊重个人自由方面的整体评价仍高于中国，但这一差距较2021年有所缩小。

这些结果反映出国际形象和政治信任正在发生变化，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综合国力转移。民意调查衡量的是特定时期的公众态度，容易受到战争、关税、领导人形象和外交政策变化影响，无法替代对经济生产率、科技创新、军事能力、金融体系和联盟关系的评估。

美国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安全伙伴中的相对优势仍然明显；中国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提升，也不代表这些国家会在所有安全和制度问题上接受北京的主张。国际声誉能够影响合作成本和外交空间，却不能单独决定全球领导权的归属。

中国拥有规模与产业优势，也面临人口和增长约束

中国的长期优势主要来自庞大国内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以及在制造业和关键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与主要依靠金融、科技和联盟体系扩大影响的美国相比，中国更直接地影响商品生产、原材料加工和跨境贸易。

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进基础设施和融资合作，也为部分国家提供了除西方机构之外的选择。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过去20年显著增加，新的融资机构、贸易走廊和区域合作框架正在降低部分国家对单一力量中心的依赖。

但中国并非处于没有限制的持续上升轨道。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生产率增长以及外部市场阻力，都可能影响其长期扩张能力。随着中国接近部分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前沿，依靠劳动力增加、投资扩张和成本优势推动增长的空间也可能收窄。

中国的集中决策体系有利于维持长期政策和快速调配资源，但如果政策判断失误，也可能扩大经济与外交成本。美国制度具有政策竞争、创新和纠错空间，却可能因党派分歧、选举周期和行政更替产生连续性不足。两国制度的优势和风险并不相同，最终效果取决于治理质量，而非制度标签本身。

印度、欧洲和其他力量尚难取代中美

印度被普遍视为最具长期上升潜力的国家之一。其人口规模、经济增长、核力量和印度洋地理位置，为扩大国际影响提供条件。但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教育、制造业深度和全球军事部署能力仍限制其近期成为全面超级大国。

欧洲联盟拥有庞大人口、经济规模、先进技术和监管能力，但成员国在财政、外交和防务政策上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权力中心。欧洲能够制定具有全球影响的市场规则，却难以像单一国家那样快速集中资源并持续投射军事力量。

俄罗斯保有核武库、能源资源和较强军事能力，但经济结构和人口规模限制了其综合实力。日本和韩国拥有先进工业与科技基础，却受到人口、资源和安全结构制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能够在特定地区或领域扩大影响，但尚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挑战中美的完整能力。

地理和规模提供长期基础，不构成永久保证

美国拥有两洋屏障、丰富农业资源、内河运输体系、能源基础和相对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拥有大陆规模、庞大人口、工业能力和长期统一的国家传统。这些条件使两国即使经历经济放缓或相对影响力下降，仍可能长期保持主要大国地位。

但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继续存在与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是两个不同问题。英国在失去帝国地位后仍是重要国家，苏联曾具备超级大国能力却在较短时期内解体，中国历史上也多次经历统一、分裂和重新整合。领土、人口和资源能够延缓衰退，却不能消除治理失误、内部冲突、技术落后和财政失衡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人口迁移、能源转型和低成本无人系统还可能重新定义国家力量。未来的国际影响力不一定与人口或传统军队规模保持相同比例，掌握计算能力、数据、先进制造、能源系统和技术标准的国家，可能获得新的战略优势。

全球秩序更可能形成“双强顶层、多点竞争”

综合各项研究，美国和中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退出世界主要大国行列的可能性较低，但任何一方永久保持超级大国地位都不存在制度或历史保证。美国能否维持领先，取决于其创新、联盟、财政能力和国内政治稳定；中国能否进一步提升地位，则取决于经济转型、人口压力、技术突破和国际信任。

当前全球力量变化的直接结果，并不是一个新的单一霸权已经出现，而是美国主导程度下降、中国影响范围扩大、中等强国自主性增强。国际体系的顶层仍然具有明显的中美双强特征，实际事务的处理却越来越依赖多个地区中心和临时合作机制。

未来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也将不只是哪个国家拥有更大经济规模或更多军事资源，而是哪一方能够持续更新内部制度、保持政策可信度，并让其他国家相信合作带来的收益高于风险。中美的结构性优势可以延续多年，但全球领导地位仍需通过治理、创新和国际合作不断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