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2026年11月17日,美国前总统乔·拜登的回忆录《Promise Me, America》(《答应我,美国》)正式出版。这位已经离开白宫的美国前总统,在书中重新回顾了自己执政四年的外交经历,以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关系。从2023年中国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到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拜登在公开场合两次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却又始终坚持通过外交谈判维持中美关系。他在新书中呈现的对华思路,也再次揭示了美国对中国人民、中国发展与中共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同判断。

2023年2月,一颗来自中国的高空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在飞越美国本土多个地区后,于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海域被美军战斗机击落。美国政府认定该气球具有情报侦察用途,中国政府则声称它是一艘因不可抗力偏离航线的民用飞艇。这起事件迅速演变成外交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华,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几个月后的6月20日,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政治募款活动上谈起气球事件,意外将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

拜登表示,习近平之所以对美国击落气球如此愤怒,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自己事先根本不知道气球已经出现在美国上空。在拜登的描述中,最令独裁者难堪的事情,就是当某些事情发生时,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下属正在做什么。

拜登随后直接使用“独裁者”一词形容习近平。

这番话立即引起北京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指责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不负责任,构成公开的政治挑衅。就在拜登发表讲话的前一天,布林肯刚刚结束北京之行,并与习近平会面。美国政府试图修复中美关系的外交努力,再次受到两国政治分歧的冲击。

拜登没有收回自己的判断。面对外界对中美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他表示,并不认为自己的言论会破坏两国关系。

2023年11月15日,拜登与习近平终于在旧金山湾区伍德赛德的费罗丽庄园再次面对面会晤。两人在庄园内进行了约四个小时的会谈,讨论台湾问题、军事安全、芬太尼、经济关系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这次会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恢复因2022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中断的两军高层沟通机制,并推动禁毒合作,降低军事误判引发冲突的可能性。

镜头前的两位领导人表现得相当友好。拜登陪同习近平在庄园散步,两人握手、交谈,还谈起习近平年轻时访问美国的经历。经过数小时谈判,美国政府将此次会面视为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拜登再次让北京感到不快。

一名记者问他,经过当天的会谈,他是否仍然认为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

拜登没有犹豫,回答说,是的,他就是。随后,他解释说,习近平领导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政治制度与美国完全不同。

短短几个小时内,拜登既与习近平达成了恢复军事沟通的重要共识,又再次公开确认自己对习近平政治身份的判断。这种看似矛盾的外交方式,恰恰体现了拜登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美国可以与一个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合作,但不会因为需要合作而放弃对其政治制度的评价。

对于习近平而言,美国总统公开使用“独裁者”这一称呼,触及了中共长期致力于塑造的政治形象。习近平自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逐渐将党、政、军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中。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为习近平继续长期执政扫清了重要制度障碍。

与此同时,中国普通公民依然无法通过公开、自由、竞争性的全国性选举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去留。言论审查、政治异议受到压制,以及对独立政治组织的限制,使中国社会缺乏能够对最高权力形成有效约束的制度渠道。

拜登的两次表态,直接触及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美国,国家领导人必须面对定期选举、独立媒体、国会监督以及司法权力的制衡。即使是一位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总统,也无法仅凭个人意愿无限期留在白宫。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延续主要取决于中共内部的人事安排,普通选民无法通过自由竞争的选举决定由谁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拜登在最新回忆录中对中国的思考,也延续了他执政期间试图在竞争与共存之间寻找平衡的思路。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民族自豪感,并不必然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只要美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并与盟友保持团结,中美两个大国仍有可能在长期竞争中找到共存的空间。

这种思路将中国人民对国家发展的期待,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区分开来。

中国人民希望国家繁荣、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希望在国际社会获得尊重,本身并不意味着必须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数以亿计勤劳而富有创造力的劳动者。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尊重国际规则的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必与某一位领导人的政治命运绑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发展成就属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个政党或个人。中国人民有权热爱自己的国家,也有权批评政府、监督权力,并通过自由的政治参与决定国家的未来。

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一方面扩大对先进半导体和关键技术的出口限制,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外交渠道与北京保持接触,尝试在气候变化、禁毒、军事安全等领域建立有限合作。

在拜登眼中,台湾问题尤其关系到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他在新书中将台湾形容为下一代人可能面对的最重要外交政策挑战之一。台湾拥有自己的民主选举与政治制度,而北京始终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也使中美竞争远远超出经济和贸易领域,直接关系到地区安全以及人民自主决定政治未来的权利。

从2023年的气球事件到旧金山会晤,再到2026年出版的总统回忆录,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包含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对中共集权体制保持批评,对中美两国和平共存保留希望。

这种态度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在贸易、制造业、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事务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美国无法忽视中国,中国也无法脱离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国际经济与安全体系。

拜登与习近平之间的接触说明,即使政治制度不同、战略利益存在尖锐分歧,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仍然需要保持沟通。外交谈判可以降低战争风险,却不必成为政治认同的交换条件。

如今,拜登已经卸任总统,习近平仍然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两人曾经围绕气球、台湾、贸易与国际秩序展开的争论,仍然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

拜登在新书中留下的对华思考,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中国的强大未必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未必需要建立在与西方对抗的基础之上。真正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将不仅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还有政治制度、国际规则,以及各自如何看待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感到自豪,而不必将这种自豪变成对某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美国也可以承认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同时坚持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基本价值。

拜登两次公开将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却又两次推动与北京恢复外交接触。这段经历最终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与一个国家保持合作,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同它的统治方式;尊重一个国家的人民,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其领导人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