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越南即将迎来一场重要的国际经贸会议。11月23日至27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第11次委员会会议及系列高级别活动将在河内举行。作为2026年CPTPP轮值主席国,越南将主持成员之间的贸易政策协调,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扩员议程。
这场会议再次把一个持续五年多的问题带到国际贸易舞台中央:中国一直希望加入CPTPP,却始终没有获得启动正式入会谈判所需的成员共识。
CPTPP是全球重要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之一。现有12个正式成员,分别是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和英国。
英国于2024年12月正式加入,成为该协定成立后首个成功加入的新成员,也使CPTPP的经济版图延伸到欧洲。
CP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曾经主导相关谈判,希望通过制定高标准贸易规则推动亚太经济整合。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其余11个国家继续推进协议,并于2018年正式签署CPTPP。
这一变化形成了一个特殊局面:美国参与塑造了大量贸易规则,却没有成为CPTPP成员;中国没有参加最初的规则谈判,却在2021年9月16日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希望进入这一由其他经济体制定规则的贸易体系。
同年9月22日,台湾方面也以独立关税领域的身份提出申请。此后,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乌拉圭、乌克兰等经济体陆续表达加入意愿。
中国提交申请后,商务部多次强调愿意主动对接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制度开放试点。2025年6月,中国商务部表示,已经对协定条款进行了深入研究,准备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方案,并与成员进行了广泛交流。
然而,CPTPP的扩员进程并没有按照申请先后顺序推进。
哥斯达黎加于2026年5月基本完成入会谈判,正在推进相关法律程序;乌拉圭的入会工作组已经开展谈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也在2026年6月获得启动预备磋商的机会。
相比之下,申请时间更早、经济规模远大于这些经济体的中国,仍然没有获得成立正式入会工作组的决定。
CPTPP在扩员问题上遵循所谓的“奥克兰原则”:申请方必须具备履行协定高标准规则的能力,拥有遵守既有国际贸易承诺的可信记录,同时取得现有成员的一致同意。
这意味着,经济规模、出口总额和市场吸引力都不能直接转化为入会资格。任何一个现有成员不愿意形成共识,都可能使申请长期停留在磋商阶段。
而在具体制度方面,中国面对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几组关键条款。
首先是CPTPP第17章关于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企业的规定。
这一章要求从事商业活动的国有企业遵循商业考虑,在规定范围内给予其他成员企业非歧视待遇,并对可能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的非商业援助设置约束。政府还需要按照协定要求提高有关国有企业经营和支持措施的透明度。
中国长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在能源、电力、铁路、通信、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占据重要位置,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政策性融资、产业规划及其他措施参与经济发展。
这些安排与CPTPP强调商业竞争、非歧视待遇和限制扭曲竞争的政府支持之间,存在需要逐项协调的制度差异。
例如,一家获得优惠融资和政府支持的大型中国国有企业,如果在另一个CPTPP成员市场与当地企业竞争,并造成协定意义上的不利影响,相关政府支持就可能成为争端审查的对象。
CPTPP允许国有企业存在,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成员同样拥有国有企业。协议关注的是企业商业活动中的竞争条件、政府援助产生的跨境影响,以及这些安排是否能够接受透明和可执行的规则约束。
越南加入CPTPP时,就为部分国有企业安排取得了特定例外和过渡待遇。中国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如果寻求类似安排,涉及的企业数量、市场规模和潜在竞争影响都会更加广泛,谈判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
第二个重要障碍来自数字贸易。
CPTPP第14章电子商务规则包含跨境数据传输、计算设施所在地和源代码保护等规定。其中,第14.11条要求成员在符合协定条件的情况下允许商业活动所需的信息跨境传输,第14.13条原则上禁止以必须在本国使用或设置计算设施作为开展商业活动的条件。
这些规定与中国近年来建立的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先后实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重要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及特定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设置数据本地存储、安全评估和跨境传输要求。
中国政府将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对涉及敏感信息和重要行业的数据流动保持较强监管。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希望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共享商业信息、管理客户数据和部署云计算系统,减少因本地化要求产生的额外经营成本。
中国近年来已经调整部分数据出境管理规定,并通过自贸区试点探索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机制。CPTPP也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数据监管保留例外。
未来谈判的关键将是中国现有的数据分类、审批机制和本地化要求,能否与协定允许的公共政策例外相衔接,以及相关限制的范围和执行方式能否获得其他成员认可。
第三个涉及劳工权利。
CPTPP第19章要求成员在国内法律和实践中维护国际劳工组织认可的基本劳动权利,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消除强迫劳动、禁止童工以及消除就业歧视。相关承诺还受到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
中国已经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但在工会组织与集体谈判方面,现行制度与CPTPP所依据的国际劳工标准仍存在重要差异。
中国的工会体系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组织构成,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的工会组织缺乏相应的法律空间。中国也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结社自由公约和第98号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
这种制度差异直接涉及劳动者能否自主组织、能否独立开展集体谈判,以及有关权利如何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保障。
劳工问题也是CPTPP自身面临的持续挑战。越南作为正式成员,曾经承诺推进相关劳动改革,但人权观察组织2026年10月发布的报告指出,越南在独立工会和结社自由方面仍存在严重问题,部分改革承诺尚未落实。
这说明高标准贸易协定的实际效果不仅取决于签署时的制度承诺,也取决于加入后的改革执行、监督和争端解决。
对于中国而言,其他成员需要评估的不只是未来能够承诺哪些劳动标准,还包括这些承诺将通过什么法律制度得到长期落实。
第四个障碍是政府采购。
CPTPP第15章要求成员对纳入承诺范围的政府采购活动实行透明、公平和非歧视原则,并设置公开招标、信息披露、审查救济等程序规则。
中国拥有巨大的公共采购市场。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项目采购涉及基础设施、医疗设备、交通运输、信息技术以及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
中国近年来一直推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加入谈判,但仍未正式成为该协定成员。
在CPTPP框架下,中国需要与其他成员谈判开放哪些采购主体、采购项目和金额范围,同时明确外国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竞争。
对外国企业而言,政府采购开放意味着新的市场机会;对中国国内部分产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现有采购安排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此外,CPTPP对服务业、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和环境保护也作出了广泛规定。新成员需要提出具有实际商业意义的市场开放方案,并说明本国法律法规如何符合协定要求。
这些要求使加入CPTPP与一般商品关税谈判有明显不同。
传统自由贸易谈判主要围绕商品准入、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化展开。CPTPP则进一步延伸到企业经营方式、政府监管、劳动制度、数据治理和公共采购等国内制度领域。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庞大、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而言,加入协定涉及的调整范围相当广泛。
技术规则之外,成员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同样影响入会进程。
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曾发生严重外交和贸易摩擦。部分成员因此更加关注中国履行国际贸易承诺的记录,以及未来出现争议时能否通过既定程序解决。
2026年6月,CPTPP第10次委员会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所有扩员决定都必须通过成员一致同意作出。会议推进了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等经济体的程序,却没有宣布启动中国的正式入会谈判。
CPTPP成员尚未公开形成一份针对中国申请、逐项列出不合格条款的统一审查结论。现阶段能够明确识别的,是制度差异、贸易履约记录和成员共识这几类相互交织的问题。
中国商务部坚持认为,中国有能力达到CPTPP的高标准要求,并希望成员加快处理申请。对现有成员而言,接纳中国可能带来更大的商品、服务和投资市场,也意味着必须评估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加入后对现有规则和竞争格局产生的影响。
越南担任2026年CPTPP轮值主席国,使这一制度差异显得更加鲜明。
越南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同时保持较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并通过贸易协议承诺推动市场开放和相关制度改革。其国内改革进程仍面临许多争议,却已经在CPTPP框架下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成员扩员决策。
如今,越南可以主持会议、参与制定议程,并在新成员加入问题上行使成员权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出口能力和消费市场,却仍然需要与现有12个成员逐一沟通,争取正式谈判资格。
这种反差反映出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现实:贸易规模能够创造谈判筹码,却无法自动替代制度承诺和成员共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25年。如今,国际贸易规则正从传统关税安排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竞争、数字经济、劳动权利、政府采购和监管透明度等领域。
CPTPP的扩员程序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
中国未来能否跨过这道门槛,将取决于政府愿意在多大范围内推动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调整,现有成员是否认可其改革与履约能力,以及12个成员能否围绕中国加入形成一致决定。
河内会议即将举行。一个由越南担任轮值主席、英国已经加入、拉美国家持续推进扩员谈判的贸易组织,正在展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中国申请五年仍未进入正式谈判,折射出的不仅是一次贸易协定的入会困难,更是不同经济治理模式如何在同一套国际规则下相互协调的深层问题。
CPTPP的一致同意机制意味着,中国即使完成大量国内制度改革,仍然需要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随着成员数量增加,未来需要协调的国家利益、贸易争端和外交分歧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无法仅凭自身经济规模要求其他成员批准申请,也无法绕过任何一个成员直接获得入会资格。
在现有机制下,如果中国始终无法解决与CPTPP高标准规则之间的制度差异,也无法获得所有成员的政治信任与一致同意,那么,即使再等待十年、二十年,中国也可能永远无法加入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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