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7月23日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提出扩大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加强安全治理，并公布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培训、应用中心和气象预警项目。

大会召开前一天，29个国家在上海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协定，成为该组织创始成员。随着新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启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已不再局限于模型、芯片和算力竞争，技术标准、风险规则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方式也成为国际政策重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玛奈、泰国总理阿努廷，以及多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科技界代表出席相关活动。

中国公布三项能力建设安排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应坚持开放共赢、安全可控、文明包容和多边治理，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同时建立法律监管、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

在具体合作方面，中国宣布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及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气象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这些安排覆盖人才培训、区域合作和防灾减灾，意味着中国试图将此前关于人工智能普惠的政策主张转化为可以执行的项目。

不过，目前公布的主要是总体目标。培训名额如何分配、合作中心设在哪里、资金和设备由谁承担、项目如何持续维护，以及参与国如何管理本地数据，仍有待后续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因此，本次会议形成的直接结果，是相关合作计划完成公布，而不是所有项目已经建成或投入运行。计划能否产生长期效果，需要观察未来五年的执行进度。

新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增加参与渠道

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根据协定，该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上海，目标是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促进技术向安全、公平和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29个国家签署协定并成为创始成员。中国方面将该组织定位为扩大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平台。

从制度层面看，新组织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技术合作和规则讨论的新渠道。过去几年，先进芯片、基础模型、云计算资源和行业标准主要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及大型企业，许多国家更多是技术使用者，而不是研发者或规则制定者。

不过，一个新组织能否形成实际影响，取决于成员国参与程度、决策程序、资金来源和项目执行能力。创始成员数量可以反映初期支持范围，但不能单独证明该组织已经形成广泛代表性或统一的治理标准。

开放模型能否缩小技术差距

中国此次继续强调开放模型在人工智能普惠中的作用。从技术应用角度看，开放权重模型可以降低部分软件授权和研发成本，使高校、中小企业、公共机构及独立开发者能够在现有模型基础上进行部署和调整。

对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而言，这类模型可以用于本地语言教育、农业咨询、医疗辅助、气象服务和行政管理，也可能减少对单一商业平台的依赖。

开放模式还能够增加市场竞争。当更多开发者可以检查、修改和优化模型时，人工智能应用可能更快适应不同国家、语言和行业的需要。

但获得模型并不等同于具备完整使用能力。先进人工智能系统仍然依赖高性能芯片、服务器、稳定电力、高速网络、数据中心和专业人才。对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来说，硬件采购、能源消耗和长期维护可能比模型本身更昂贵。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下载模型，却不能独立完成部署、更新和安全评估，技术开放仍可能形成新的依赖关系。人工智能普惠因此不仅是模型是否免费或开放的问题，也涉及算力、教育、能源和科研体系。

开放权重与完整开源仍有区别

当前被称为“开放”的人工智能模型，开放程度并不一致。

部分模型主要公开训练完成后的参数，允许用户下载、部署和调整，但不公开完整训练数据、训练代码、数据筛选方式和安全评估过程。这类模式通常被称为开放权重，并不完全等同于能够复现模型训练过程的完整开源。

支持开放权重的观点认为，即使训练细节没有全部公开，开放参数仍能降低应用成本，推动技术扩散和产业竞争。

审慎观点则指出，如果训练数据、内容规则和评估方法缺乏透明度，外部机构将难以全面检查模型偏差、版权风险、信息过滤和潜在安全问题。

因此，评价一款模型是否真正开放，不能只看能否下载，还应考察其授权范围、商业使用条件、数据透明度、安全测试和第三方审查机制。

安全治理成为共同关注点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人工智能应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要求完善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这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政策不仅强调产业发展和国际合作，也开始更加突出自主系统失控、恶意应用和算法风险。

联合国方面同样强调，人工智能应当服务人类，并警告技术发展可能扩大国家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

各方对于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存在一定共识，但在监管尺度、数据跨境流动、内容规则、国家安全和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有分歧。

监管过严可能提高创新和使用成本，监管不足则可能增加隐私泄露、虚假信息、算法歧视和系统失控风险。如何在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建立可以执行和追责的制度，将是国际治理的长期议题。

中美合作框架侧重点不同

美国和中国都在扩大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但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

中国目前更强调开放模型、人才培训、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以及政府间多边合作。美国则更重视先进芯片、关键矿产、数据中心、可信供应链和市场创新，并警惕过度监管对技术发展的影响。

两套框架体现了不同的产业条件和政策目标，但两者并非完全分离。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继续使用国际开源软件和科研成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可能采用中国开发的开放模型。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实选择也未必是在中美之间单独选边。这些国家可能根据成本、安全、语言支持、数据主权和本国产业需求，同时从不同合作机制获得芯片、模型、培训和投资。

项目执行将决定普惠效果

本次上海会议产生了两项主要结果：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完成成立协定签署，中国公布未来五年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安排。

这些进展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参与人工智能合作和治理的选择，也显示中国正在由模型和技术供应者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建设。

但人工智能能否缩小全球发展差距，最终不能只根据培训名额、成员数量和政策表述判断。后续需要关注合作中心的地点和预算是否公开、5000个培训名额如何分配、“妈祖”项目能否获得持续维护，以及参与国是否拥有数据管理和项目决策权。

开放模型可以降低部分使用门槛，但芯片、能源和数据中心等底层资源仍可能高度集中。技术普惠只有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透明治理和权利保护同步推进，才可能从政策目标转化为长期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