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7月12日综合报道，2025年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芬兰、德国、爱尔兰、韩国、西班牙和英国等九个美国盟友的领导人先后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围绕贸易、关税、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全球治理和人员往来展开磋商。

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韩国总统李在明等领导人的对华接触，反映出部分美国盟友正在重新评估安全依赖、市场利益和外交自主之间的关系。

截至发稿，没有相关国家宣布退出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中美两国也未提出建立政治或军事联盟。当前已经出现的主要结果，是一些国家在继续维持对美防务合作的同时，扩大与中国的经贸谈判，并尝试在中美竞争中采取更加灵活的分领域政策。

多国在北京推动经贸与人员往来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5月公布的整理显示，九个美国盟友的领导人自2025年以来先后与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其中，斯塔默2026年1月访问北京，是英国首相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芬兰总理彼得里·奥尔波访华，则是芬兰总理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于2025年1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18年来首次。

这些会晤并非只停留在外交礼仪层面。澳大利亚和中国同意继续审议双边自由贸易安排；韩国提出在2026年底前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加拿大提出到2030年将对华出口增加50%，中国则降低部分加拿大菜籽油产品的关税。

英国首相访华后，中国将苏格兰威士忌相关关税下调至5%。加拿大和英国公民还获得阶段性赴华免签便利。有关安排显示，贸易壁垒、市场准入、能源供应和人员流动，已经成为这一轮外交接触中的主要成果。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也出现在法国、德国、爱尔兰、韩国和英国领导人与中方的会谈议题中。不过，目前公布的合作文件大多停留在原则性表述，尚未显示这些国家准备在先进芯片、关键技术和出口管制方面脱离美国政策体系。

对华接触增加不等于安全阵营转移

美国盟友扩大与中国的联系，首先受到经济利益推动。中国是澳大利亚、德国和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加拿大和英国的主要市场之一。汽车、化工、航空、矿产、农产品、能源和消费品行业，都使有关国家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对华往来。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军事装备、情报共享、海外驻军、先进技术和金融体系方面仍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援引研究人员的判断称，盟友与北京增加接触，更多是在表达对美国贸易和安全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而不是准备将战略重心整体转向中国。

不同盟友的政策重点也存在明显差异。

日本将中国视为重要安全挑战，但中国同时长期是日本最大或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继续寻求与北京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韩国的安全重点仍是朝鲜半岛，并依赖美韩共同防御体系，但其半导体、制造业和贸易与中国联系密切。相关研究将韩国长期政策概括为“安全靠美国、经济联系中国”，尽管近年来韩国也在降低部分关键产业对华依赖。

德国与美国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北约、防务和政治合作之上，而德中关系则更多集中于贸易和投资。德国企业在中国汽车、化工和先进制造领域拥有重要利益，因此德国政府在安全审查与市场需求之间保持平衡。

澳大利亚在美英澳安全合作框架下继续加强对美防务关系，同时通过恢复高层对话和调整贸易限制，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评估认为，美国盟友在对华竞争中能够提供军事、技术和外交支持，但联盟本身也会带来成本、政策分歧及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中美历史上曾战略靠近，但未建立正式联盟

关于中美能否“再次结盟”的讨论，需要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华民国与美国同属反法西斯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继续承认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中美关系随即转入长期对立。

1949年至1971年间，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中国周边国家建立安全体系，并限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贸易和人员往来。中美军队还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交战。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美国则希望调整亚洲战略并结束越南战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访问中国，两国关系开始缓和，并于1979年正式建交。

这一阶段的合作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但中美没有签署相互防御条约，也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联盟。两国关系更接近针对特定国际环境形成的战略协调。1979年后，贸易、投资、教育和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但台湾、人权、市场准入和地区安全等分歧始终存在。

支持合作者强调和平与经济收益

围绕中美未来关系的公开讨论中，一类观点支持两国降低对抗，认为中美分别拥有庞大的市场、制造能力、科技资源和全球影响力，严重冲突将同时损害两国经济，并冲击全球供应链、金融市场和国际安全。

支持者认为，中美即使不能成为正式盟友，也可以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风险、核不扩散、禁毒、金融稳定、能源转型和太空科学等领域建立持续合作机制。

部分意见还关注两国关系恶化对普通人的影响。签证限制、航班减少、科研审查、跨境投资障碍和社会偏见，都会增加留学、就业、商务和家庭团聚成本。对海外华人及跨国家庭而言，避免中美竞争转化为社会敌意，比建立正式政治联盟更具有直接意义。

还有观点主张，中美应形成某种平等的大国协调关系，以减少其他国家被迫选边的压力，并为全球贸易和技术发展创造更稳定的环境。

反对结盟者强调权力和安全矛盾

另一类观点认为，中美之间的分歧不是单纯由舆论、政党更替或领导人态度造成，而是来自大国实力变化、地区安全安排和国际规则竞争。

美国通过共同防御条约、军事基地和情报合作维持其全球联盟体系；中国则更强调独立自主和伙伴关系，较少承担相互防御义务。两国对联盟、主权和地区秩序的理解并不相同。

台湾问题仍是阻碍中美建立战略互信的主要因素之一。北京将台湾问题视为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美国则继续与台湾保持安全联系。双方在军事活动、对台政策和地区威慑上的分歧，使这一问题难以通过一般经贸合作解决。

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南海、网络安全和供应链控制，同样涉及双方长期战略利益。美国担忧中国科技和军事能力增长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中国则认为美国利用技术限制和盟友体系压缩中国发展空间。

还有观点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不同，使双方在国家安全、人权、信息管理和国际规则方面难以形成联盟所需的高度互信。但也有意见指出，制度差异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国家之间是否合作，最终仍受到安全需求和现实利益推动。

这些公开意见反映了支持合作、质疑联盟、关注平等关系和强调现实利益等不同立场，但不构成具有代表性的中美民意调查，也不能据此判断两国社会整体态度。

既重视美国，也不愿放弃中国市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对欧洲和亚洲16个国家的政策人士进行的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希望美国优先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对华协调，即使这可能影响中美关系；56%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应在国家安全领域与美国及其他伙伴合作，以平衡中国影响力。

该调查完成于2020年，不能直接代表2026年的最新态度，但显示美国盟友长期以来同时存在两种需求：一方面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重视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

2025年以来的高层外交活动进一步表明，许多国家并不准备在中美之间作出全面选择。它们更可能按照具体议题采取不同政策：在军事和情报领域与美国合作，在贸易和产业领域与中国保持往来，在外交层面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

正式结盟可能性有限，危机管控更具现实基础

综合当前外交动向、历史经验和研究机构判断，中美在可预见时期建立正式政治或军事联盟的可能性较低。

两国目前没有20世纪70年代苏联压力那样的共同外部威胁，也没有建立相互防御承诺的政治基础。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亚洲联盟体系，中国也没有表现出加入美国主导安全架构的意愿。

不过，正式结盟缺乏条件，并不意味着双方只能走向全面敌对。中美仍然拥有避免军事冲突、维护金融稳定、管控核风险和保持全球供应链运行等共同利益。

截至发稿，美国盟友对华接触增加尚未改变现有安全格局，但已经推动部分关税、贸易、能源和人员往来安排发生调整。未来更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中美竞争继续存在，美国盟友在安全和经济之间实施双轨政策，而中美则在少数共同利益领域维持有限合作与危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