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2026年11月19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正式登陆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NT,发行价每股83美元。华尔街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科技公司上市,投资者投入巨额资金,押注人工智能的未来。然而,藏在Anthropic招股说明书中的一项特殊股权安排,却揭示了这家自称致力于人类安全的公司如何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少数创始人手中。

七名创始人,一家名为Founder LLC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股特殊股票,50.1%的投票权。

这套设计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它以如此简单的形式,实现了如此彻底的权力集中。

根据Anthropic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招股文件,公司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总裁Daniela Amodei以及另外五名联合创始人组成Founder LLC,由这家实体持有全公司唯一的一股F类普通股。

普通投资者购买A类股票,每股拥有一票。Founder LLC手中的这一股F类股票,却被赋予了占全公司普通股东表决事项总投票权50.1%的特殊地位。

无论公司未来发行多少新股,无论有多少投资者加入,无论资本市场为Anthropic注入多少资金,只要这一特殊股权安排继续有效,F类股票就能维持50.1%的表决权。

这意味着,普通股东的投票权可能随着新股发行不断被稀释,而创始人控制的特殊投票权却受到制度保护。

更令人关注的是,这股股票本身并不享有普通股票的经济权益。它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权。

在一般股东表决事项中,Founder LLC可以决定部分董事的选举、某些公司章程修改,以及需要股东批准的合并、重大资产出售等重要事务。按照Founder LLC内部安排,通常由具备投票资格的创始成员通过多数决定,确定这股F类股票如何行使表决权。

七个人通过内部投票,就能掌握对整个公司普通股东决议的决定性影响。

而Anthropic的权力结构还不止于此。

公司另外设立了长期利益信托(Long-Term Benefit Trust),通过唯一的一股T类股票,拥有选举和罢免董事会多数成员的特殊权利。Founder LLC则控制其余董事的选举。

两套特殊制度结合,意味着一家已经进入公开资本市场的科技巨头,其董事会成员的产生实际上被两种特殊权力安排所主导。

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股票,可以承担市场波动,可以分享公司的盈利或者亏损,却很难通过通常的股东投票机制改变公司的权力格局。

Anthropic甚至在招股文件中将自己归类为纳斯达克公司治理规则下的“受控公司”。

更耐人寻味的是,Anthropic为这套制度提供的解释。

公司声称,其七名创始人特别适合担任企业使命的守护者。特殊股权安排可以让创始团队坚持长期战略,避免受到短期利润压力的干扰,从而更好地推进人工智能安全和公共利益目标。

这是一套极具讽刺意味的逻辑。

一家强调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人类自主权的公司,在自己的公司治理制度中,却把最重要的表决权集中交给少数人。

它向外界反复强调人工智能必须受到约束,强调先进技术不能脱离人类监督,却又通过精心设计的特殊股票,让普通股东难以监督掌握公司实际影响力的创始团队。

它希望公众相信,限制人工智能权力是必要的;同时又希望投资者相信,限制创始人的权力没有那么必要。

在传统的公司治理逻辑中,资本、风险、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股东投入资金,承担经营风险,通常也应拥有相应的治理参与权。

科技行业的双重股权制度早已打破了这种对应关系。Meta、Alphabet等大型科技公司,都通过不同类别的股票维持创始人影响力。但Anthropic采用的一股股票锁定50.1%投票权的方式,把控制权与普通股票数量进一步分离。

它不再只是某位创始人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股票,而是直接在制度上预先保证特定创始实体的表决权优势。

这种权力结构很容易产生一个根本性问题:当创始人的判断出现错误,当公司的经营决策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当管理层以安全、使命或公共利益为理由采取争议性措施时,普通股东究竟还有多少能力推动改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Anthropic对这套特殊权力安排设定的终止机制。

招股文件规定,当符合条件的持续创始成员连续90天少于三人时,将启动450天的过渡期,期满后相关F类股份会被赎回。创始人也可以按照规定的多数门槛同意赎回特殊股份。

这种安排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上市后固定到期日。只要相关成员条件能够持续满足,特殊控制权就可能延续很长时间。

2026年11月18日,美国马里兰、伊利诺伊、科罗拉多、康涅狄格和新墨西哥等州的部分民选官员及财政管理人员,已经公开对Anthropic的治理结构提出质疑。他们要求公司建立更加有效的股东问责机制,为创始人的特殊权力设置明确的终止安排,并进一步披露长期利益信托的运作方式。

这些质疑触及的正是现代科技公司治理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当少数技术精英不仅拥有先进技术,还拥有资本市场给予的巨大资源、产品准入决定权以及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时,他们是否应该同时享有如此集中的公司控制权?

Anthropic的Claude人工智能模型已经进入企业办公、软件开发、科研和日常信息处理领域。随着这些技术不断深入社会,公司的技术方向、产品规则和安全政策影响的已不仅仅是股东利益。

一家能够通过自身产品规则影响大量用户的人工智能公司,其决策机制理应接受更严格的透明度和问责要求。

技术能力并不天然赋予任何人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能够研发先进人工智能,不意味着创始人永远比外部投资者、普通用户或者其他社会成员更了解公共利益。

所谓长期主义,也不应该成为创始团队长期垄断表决权的理由。

所谓人工智能安全,更不应该成为公司治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通行证。

历史上,权力集中总有各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人强调效率,有人强调稳定,有人强调使命,有人宣称只有自己才能避免更大的危险。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之所以重视独立监督、股东权利和权力制衡,正是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犯错,任何组织都可能偏离最初的目标。

如今,Anthropic把保护人类写进企业使命,却通过特殊股票结构,将决定性表决权与普通投资者的经济投入长期分离。

它向资本市场开放了融资的大门,却为创始人的特殊权力建立了一道坚固的制度屏障。

一股股票,50.1%的投票权。

这个数字比任何关于使命、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宣传都更加直观地展示了Anthropic的权力安排。

人工智能的未来涉及数以亿计的用户、企业以及整个社会。越是宣称自己肩负重大公共责任的科技公司,越应该主动接受监督,而不是要求外界把信任无条件交给少数创始人。

当一家企业反复强调自己有责任防止人工智能脱离人类控制时,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

谁来防止掌握人工智能的少数人,自己变成不愿接受约束的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