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7月13日综合报道,美国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7月4日在华盛顿发布一份长达162页的报告,批评史密森尼学会旗下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以种族、身份和社会不平等等议题组织历史叙事,认为有关展览偏离了客观研究和国家认同建设。史密森尼学会秘书长朗尼·邦奇随后回应称,报告没有公正反映博物馆工作的整体情况,并重申该机构将继续坚持独立、非党派和以证据为基础的学术原则。
这场围绕博物馆展览和美国历史解释权的争议,也使一个长期存在的科学问题重新进入公共视野:人类群体之间确实存在遗传和外貌差异,但这些差异能否构成边界明确的“生物种族”?现有遗传学研究、医学规范与公共政策之间,对这一问题的用词和侧重点仍存在明显差异。
白宫报告批评博物馆历史解释框架
白宫报告将批评重点指向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及其馆长安西娅·哈蒂格领导下的策展方向。报告称,博物馆的内部解释计划要求策展人员在不同主题中关注种族与身份、性别、移民、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技术变迁以及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等议题,结果使展览反复落入同一政治框架。
报告认为,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应当更加突出美国建国理念、科技创新、社会进步和国家凝聚力,而不是主要通过压迫、冲突和身份差异解释美国历史。白宫还要求副总统、国内政策委员会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继续审查史密森尼项目,限制联邦资金用于被政府认定为贬低共同价值或按照种族分化社会的展览。
上述报告源自特朗普2025年3月27日签署的第14253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要求清除联邦文化机构中政府所称的“反美意识形态”,并加强对史密森尼展览内容和资金使用的监督。白宫此次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纪念日发布报告,使博物馆争议进一步成为美国文化政策和国家历史叙事之争的一部分。
史密森尼方面没有接受白宫对博物馆的整体定性。邦奇在给工作人员的备忘录中表示,任何机构都有改进空间,但白宫报告没有公平呈现国家美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全部面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也认为,政府正试图迫使博物馆按照行政当局的政治目标重新解释历史。
支持白宫立场者则认为,联邦资助的文化机构必须接受公共监督,博物馆不应把具有政治争议的理论包装成唯一正确的历史结论。由此形成的分歧不仅涉及哪些历史事实应当展出,也涉及博物馆应强调国家成就,还是同时突出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制度性不平等等历史问题。
博物馆争议不能直接替代科学判断
白宫报告主要讨论历史叙事、策展理念和公共资金,并不是一份遗传学研究报告。报告对种族议题的批评,也不能直接回答传统种族类别是否属于自然形成的生物分类。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7月12日更新的术语说明,仍将种族定义为一种会随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变化的政治与社会分类。该机构同时指出,自我认定的同一种族内部,遗传变异通常多于不同种族类别之间的变异。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框架也认为,美国社会使用的种族和族裔类别主要是社会政治分类,而不是能够由一组固定基因解释的生物单位。相关报告并未否认遗传祖源和人群结构,而是要求研究人员把种族、族裔、地理祖源、遗传相似性和生活环境分别处理,避免将几个不同概念相互替代。
种族通常是社会根据外貌、身份和历史关系划分的人群类别;族裔更强调文化、语言和共同历史;遗传祖源则描述一个人与不同地区历史人群之间的遗传联系。三者可能存在相关性,却不能完全对应。
例如,同样被划入“亚洲人”的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祖源与遗传历史;被统一归入“黑人”的非洲人群内部,也包含极高的遗传多样性。一个人的社会种族身份还可能因国家制度和历史环境改变,而其基因不会因人口登记方式变化而改变。
约85%的遗传变异存在于人群内部
围绕种族分类最常被引用的数据之一,是大约85%的人类遗传变异存在于同一人群内部,约15%表现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平均差异。这一结论最早因群体遗传学家理查德·莱万廷的研究而受到广泛关注,后续研究虽然在样本和计算方法上有所调整,但大体确认了人类遗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群体内部。
这一比例的含义并不是“不同祖源人口没有遗传差异”,也不是剩余的群体间差异毫无作用。它说明,人类的大部分遗传多样性不能通过少数种族标签加以概括;同一分类中的两个人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被划入不同类别的人也可能共享大量遗传特征。
研究还显示,全球人类遗传差异往往随着地理距离逐渐变化,并不存在与传统种族边界一致的突然断层。长期迁徙、通婚和人口交流,使人类基因呈现连续和高度混合的分布。
不过,部分研究者认为,不能仅凭“群体内部差异较大”便宣布群体间结构不存在。他们指出,当研究人员同时分析大量基因位点时,统计模型通常可以识别与欧洲、非洲、东亚或其他地区祖源有关的聚类;商业祖源检测和法医分析也能根据DNA,对一个人的地理祖源作出概率估计。
这类观点强调,遗传变异的总量并不是判断其功能意义的唯一标准。少量基因变化也可能影响肤色、乳糖消化、高原适应、免疫反应或遗传疾病风险。因此,“种族不是精确的生物分类”不应被误解为“人类群体之间不存在任何遗传差异”。相关质疑主要集中在遗传聚类、外貌特征、医学风险以及群体内部与群体间变异比例应如何解释等方面。
遗传祖源真实存在,但不等同于传统种族
多数遗传学机构并不否认DNA能够反映祖源。若一个群体的祖先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区,受到地理距离、自然选择、人口规模变化和历史迁徙影响,部分基因变异会在该群体中出现不同频率。
争议在于,这些遗传结构能否自然对应“白人”“黑人”或“亚洲人”等宽泛类别。遗传聚类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样本来自哪里、研究人员选择多少个群体,以及数据库中是否包含混合祖源和地理过渡地区人口。
如果研究只选择西欧、西非和东亚等相距较远且祖源相对集中的样本,聚类边界通常十分明显;加入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和大量混合祖源人口后,群体之间便会出现更多连续过渡。
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足够多的遗传标记区分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的人群,但这种统计可区分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聚类都构成独立种族。祖源检测显示的百分比,同样是用户DNA与公司参考样本之间的统计相似度,而不是从人体中直接测量出的固定“种族成分”。
因此,主流研究提出的核心区分是:遗传祖源和人群结构具有生物学基础,传统种族边界则主要是社会对连续差异进行简化后形成的分类。
医学应用成为最具现实影响的争议领域
种族分类是否具有生物学意义,在医学领域并非纯粹的概念争论。部分疾病相关变异确实在特定祖源和地理来源的人群中更常见,医生也长期把种族作为判断疾病风险的辅助信息。
支持保留种族信息的观点认为,在无法立即获得完整基因检测的情况下,患者的祖源、族裔、家族病史和人口背景可以帮助医生确定优先筛查项目。完全删除人口分类,可能使部分高风险群体受到忽视。
反对把种族生物化的研究人员则指出,宽泛标签可能掩盖疾病的真正原因。镰状细胞相关基因变异常被描述为与非洲裔人口有关,但其全球分布实际上更接近疟疾历史流行区域,除非洲部分地区外,也出现在地中海、中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只按照肤色或社会种族判断风险,可能同时造成过度诊断和漏诊。
202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海蒂·卢汉和斯蒂芬·迪卡洛发表研究,讨论将种族理解为固定生物类别可能给医学教育和临床判断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认为,把群体平均差异直接归因于种族,容易忽视具体基因、饮食、污染暴露、经济条件、医疗资源和长期社会压力等因素。
近年来,美国医学界已经重新评估肾功能估算和其他临床工具中的种族修正系数。改革方向并非否认患者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是尝试以具体生物标志物、家族病史、基因检测和环境信息,取代过于宽泛的种族代理变量。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科学院提出,种族和族裔数据仍可用于监测研究样本代表性、医疗资源差距和歧视造成的健康影响,但研究人员不应在没有证据时,将种族本身解释为导致疾病的生物原因。是否使用种族变量,应根据具体研究问题决定,并公开说明其定义、用途和局限。
社会建构不等于现实影响不存在
“种族是社会建构”经常被误解为种族完全不存在,或者种族歧视已经失去讨论基础。事实上,一种分类由社会形成,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产生实际后果。
美国法律、人口普查、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和司法体系长期使用种族类别。个人如何被社会识别,可能影响其获得资源、接受医疗和面对执法机构的经历。因此,即使种族不能准确代表基因,它仍然可以作为研究社会待遇和制度差异的重要变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学者既反对把种族视为固定生物类型,也反对完全停止收集种族数据。如果公共机构不再记录相关信息,研究人员可能更难发现医疗服务、收入、污染暴露和教育机会中的长期差距。
较为谨慎的研究方式,是将社会种族身份用于分析歧视和制度影响,将具体基因、祖源、家族史和环境数据用于解释生物和医学机制,而不是让一个宽泛标签同时承担两种功能。
争论核心并非“是否存在差异”
综合现有科学研究和政策争论,双方并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白宫及其支持者主要关注国家博物馆是否过度以种族和社会冲突解释历史;史密森尼和历史学界关注博物馆能否保持学术独立,并完整呈现美国历史中的成就与矛盾;遗传学界讨论的则是传统种族类别能否准确描述人类生物差异。
科学研究并未得出“所有人完全相同”的结论。人类在外貌、体质、遗传祖源和疾病风险方面存在真实差异,但这些差异大多呈连续、交叉和高度混合的分布,难以自然划分为少数内部一致、彼此分离的种族。
同样,群体之间存在某项平均差异,也不能直接用于判断任何个人,更不能据此推导人的智力、品格、尊严或社会权利存在等级。科学能够解释人类如何迁徙和适应不同环境,却不能为社会歧视或群体优劣排序提供依据。
白宫与史密森尼之间的争议预计仍将围绕公共资金、博物馆自主权和美国历史叙事持续。与此同时,遗传学和医学研究正在采取更精细的处理方式:承认祖源与人口结构的客观存在,同时减少用传统种族标签代替具体基因、家族病史、环境和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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