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从此，“十大元帅”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英雄群体，他们的事迹被写入教科书、搬上银幕，成为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革命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叙事中，抗日战争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反复出现的政治表述。然而，1937年至1945年的战场记录，却呈现出与这一称谓存在明显距离的历史事实。

“中流砥柱”意味着在危难之中支撑全局、承担主要压力的关键力量。在一场持续八年、涉及数千万军民生死的民族战争中，这个称谓所代表的，远不只是参加过战斗、取得过局部胜利，而是承担了维系全国抵抗的主要军事责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组织全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进入华北开展敌后作战。

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担任副总司令。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担任三个师的师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此进入全国抗战的军事体系。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第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取得战斗胜利。这场战斗成为中共抗战宣传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然而，平型关战斗发生在国民政府军队组织的太原会战期间。当时，中国正规军正在山西多条战线上抵抗日军进攻，忻口、娘子关等地的激烈交战，构成了整个太原会战的重要部分。

林彪的伏击行动只是整个山西战场的一次局部战斗。他后来因伤离开前线，在全面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继续指挥大规模对日作战。

1940年，彭德怀参与组织指挥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华北大规模破袭日军控制的铁路、公路和军事据点。这是共产党军队在全面抗战期间规模较大的集中性军事行动，也是中共抗战历史中最受重视的战役之一。

刘伯承率领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地区组织对日作战，徐向前参与华北敌后军事行动。贺龙率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活动，聂荣臻领导晋察冀根据地，罗荣桓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陈毅在华中率领新四军开展敌后战争。叶剑英则主要承担军事参谋、国共合作协调以及统一战线工作。

十位元帅中，确实有人直接指挥对日作战，也有人长期从事敌后军事组织和根据地建设。他们的抗战经历有真实的历史记录，但主要集中于游击战争、局部战斗、敌后活动与军事政治工作，并未承担中国抗战中大多数大型正规军会战的指挥任务。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调集大量精锐部队，与日军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持续约三个月的激烈交战。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伤亡，仍未能阻止日军攻占上海。随后，日军继续向南京推进。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日本军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大量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遭到杀害。国民政府被迫撤往内地，但没有向日本投降，中国正规军继续维持抵抗。

1938年春，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在徐州会战期间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周边地区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取得全面抗战初期重要的正规军作战胜利。

同年，武汉会战持续数月。国民政府投入大规模兵力，在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组织防御，与日军进行长期消耗作战。武汉最终失守，但日本试图通过占领中国重要城市迫使中国迅速投降的战略目标未能实现。

此后的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以及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等地的军事行动，将中国正规军的抵抗延续至战争后期。

从上海到南京，从徐州到武汉，从长沙到常德，国民政府军队在一个又一个主要战场承受日军进攻。大批官兵在装备、训练、空中力量与后勤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死守阵地，许多部队在反复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

张自忠、郝梦龄、赵登禹、佟麟阁、戴安澜等国民政府军队将领，先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张自忠1940年在枣宜会战中战死，戴安澜1942年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因伤牺牲。他们所承担的军事任务，与中国主要战区的防御和长期抵抗直接相关。

当年统率全国主要正规军、组织大型会战、维持国家财政与后勤体系、开展国际外交并争取同盟国援助的，是以蒋介石为军事领导人的国民政府。

上海失守后，南京继续抵抗；南京失守后，武汉继续抵抗；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在大片国土沦陷、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全国性的战争组织和国家行政体系。

日本未能在1937年迫使中国投降，也没有在1938年攻占武汉后结束中国战场。中国正规军在长期防御中不断付出伤亡，国民政府则持续承担兵员补充、军费筹集、战略部署及外交协调等国家战争责任。

与此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占领区及其周边建立根据地，通过伏击、破袭、袭扰和地方武装组织开展敌后战争。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给日军控制交通线、维持占领秩序造成困难，也使共产党逐渐扩大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

抗战初期，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力约有4.5万人。到1945年，共产党公布的人民抗日军队规模已发展至约120万人，并拥有大量地方民兵。根据地扩展、军事组织壮大与农村动员的成果，使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拥有远大于战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在同一场战争中，国民政府军队经历了长期大规模会战和严重军事消耗，中国共产党则在敌后战争中扩大了自身组织和武装力量。两条战争轨迹最终深刻影响了194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局势。

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已经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称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结束，国共双方仍处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关系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统率全国主要正规军，也没有控制国民政府的战争财政、外交和同盟国军事合作体系，却已经在党内政治文件中赋予自身全国抗战核心支柱的地位。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将敌后战争、群众动员、政治组织与中国未来的国家领导权联系起来。

此时，国民政府军队已经经历了近八年的大型正规会战，数百万军人伤亡，大量城市和工业设施被摧毁，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队虽然不断发展，但对全国主要常规战争负担的承担，与国民政府军队存在明显差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出席仪式。

同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何应钦递交投降文件。

当时代表中国参加同盟国外交、承担中国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并主持正式受降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一国家战争体系贯穿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大部分时间，也构成中国得以继续作为同盟国坚持战争的重要基础。

中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国际战争局势的变化。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持续打击日本海空力量，盟国对中国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苏联在战争最后阶段对日本宣战，共同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随后，国家教育、新闻出版、历史研究和公共纪念体系逐渐由新政权主导。抗日战争也被纳入以共产党革命胜利为中心的官方历史叙事。

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和敌后根据地建设得到持续强调，而国民政府组织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以及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牺牲，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

1955年获授元帅军衔的十位共产党将领，成为新政权军事传统的重要象征。国民政府军队中大量为抗日战争牺牲的将领和官兵，则因1949年的政治变局，在大陆长期未能获得与其战场经历相称的历史呈现。

改革开放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贡献逐渐获得更多公开肯定。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的历史重新受到关注，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仍然是官方抗战叙事中的核心表述。

历史学家拉纳·米特在研究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时，特别重视国民政府长期坚持战争的战略意义。国民政府在遭受一系列重大失败后继续维持国家抵抗，使日本陷入长期战争，也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更多档案开放，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承担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作战并扩大根据地的历史过程，逐渐获得更加完整的研究。

从实际战场记录看，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承担了中国抗战中大部分主要正规军会战，维持了全国性的战争体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主要通过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和地方动员参与抵抗。共产党对抗战作出了实际贡献，却不能据此把全国抗战的主要军事负担归于自己。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是全国战争的唯一领导力量，也不是全国主要正规军的统帅者，更不是代表中国参加同盟国外交和接受日本正式投降的国家政府。

平型关战斗是真实的，百团大战是真实的，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战同样是真实的。淞沪会战中大批官兵的牺牲、武汉会战的长期抵抗、长沙会战的惨烈交锋和中国远征军的异国征战，也同样真实地存在于历史档案之中。

一个政党在战争中作出了贡献，并不意味着它承担了整场战争的主要压力。战争时期形成的政治自我定位，也不会因为1949年以后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自动成为衡量各方军事贡献的客观结论。

从1941年毛泽东在党内提出“中流砥柱”的评价，到1949年以后这一表述被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地位逐渐被纳入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叙事。而国民政府在主要会战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却没有始终得到同等程度的历史呈现。

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不仅属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属于那些长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国民政府军队，属于东北抗日武装、无数普通民众、海外华侨以及为中国抗战提供援助的国际盟友。

1937年至1945年的战场，不会因为1949年的政权更替而改变。1955年的元帅军衔，不能重新决定十八年前哪些军队承担了主要会战；后来反复出现的政治口号，也不能改变战争档案中记录的部队番号、作战经过和伤亡事实。

那些牺牲在上海、南京、台儿庄、武汉、长沙、华北山区和缅甸丛林的中国军人，来自不同地区，穿着不同的军装，接受不同的军事指挥，却共同经历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中流砥柱”四个字所承载的历史重量，远远超过任何一场局部胜利或一种政治主张。中国抗战的主要军事负担、国家抵抗体系以及持续八年的牺牲，始终保存在无法抹去的战场记录之中。

1949年决定了此后谁在中国大陆执掌政权，却没有改变1937年至1945年谁在主要战场承担了战争压力。

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属于所有为这场战争付出生命与代价的人，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可以独自占有的胜利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