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温家宝、曾庆红、王岐山、李岚清等退休高级官员出席。江泽民的直接继任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没有出现在当天公开画面中。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江泽民主政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要求学习他的为民情怀、创新精神和战略思维，并再次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引进来”和“走出去”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历史进程。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1989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2年将总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2004年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去世。他执掌最高领导权的主要时期横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也是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三十多年后重新纪念江泽民，官方重新确认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其历史评价中的位置，而江泽民时代形成的领导方式、最高权力交接、社会氛围和经济发展预期，也与习近平时代形成了一组清晰的现实对照。

从江泽民与朱镕基的分工，看改革年代的领导结构

江泽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治理特征之一，是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与国务院及其他高级领导人的独立政策责任同时存在。朱镕基长期负责经济工作，1998年至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其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中国经历金融体系整顿、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调整和亚洲金融危机，并最终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凭借强硬、直接和专业化的政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公众形象，大量经济改革也直接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江泽民与朱镕基由此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合。江泽民掌握最高政治权力，朱镕基则在经济政策领域承担明确责任。朱镕基拥有全国性的政策声望，没有改变江泽民在党内的最高地位；总书记和总理能够同时拥有清晰而不同的政治形象，也使公众能够识别不同领导人在重大政策中的具体责任。

这一结构延续到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宏观经济、国务院工作、自然灾害应对和年度记者会中形成独立而清晰的公众形象。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期虽然同样强调中共中央领导，但最高领导人之外仍有能够凭借具体治理工作进入公众记忆的高级官员。

习近平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最高层治理结构逐步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经济、改革、国家安全、外交、科技和其他重大议题越来越多进入中央层级委员会和议事协调机制，习近平本人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关键机构。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继续承担正式职责，但重大政策在全国政治传播中的最终中心越来越集中于习近平本人。

这种变化使两个时期形成明显差别。江泽民时代谈经济改革，很难绕过朱镕基；胡锦涛时代谈国务院和宏观经济，很难绕过温家宝。习近平时代的经济、外交、安全、科技、军事和改革议题，则越来越直接与习近平及党中央最高层联系在一起。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存在感明显增强，其他最高层领导人的独立政策辨识度相应下降。

从个人表达、民间调侃到高度统一的政治传播

江泽民留下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公共形象。他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却长期表现出对音乐、文学和外语的兴趣，曾在公开活动中使用英语和俄语，也曾演唱歌曲、演奏乐器、谈论外国文学和音乐。2000年面对香港记者有关董建华的问题时，他直接与记者展开现场交锋，普通话、英语和个人情绪同时出现在镜头前，“Too young, too simple”等表达此后长期成为其最有辨识度的公开片段。

江泽民的黑框眼镜、语言习惯、动作和即兴表达后来进入民间文化。人们称他为“长者”，模仿他的英语和讲话方式，围绕其个人形象以及与宋祖英等文艺界人物并置的民间笑谈也曾长期流传。到了江泽民晚年和去世之后，这种最初带有戏谑色彩的文化逐渐加入怀旧意味。路透社在8月17日的报道中也将这种对江泽民时代的怀旧列为此次百年纪念的社会背景之一。

这种公共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互联系。江泽民时期存在严格的新闻管理和政治控制，中国早期互联网过滤体系也在这一阶段形成，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外资企业、商业文化、互联网和境外文化产品迅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政治控制与社会生活扩张并存，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在正式政治形象之外成为民间模仿和调侃的对象。

习近平时代的政治传播则更加集中和制度化。随着互联网平台、即时通信、搜索和短视频进入几乎所有公共生活场景，政治内容管理的覆盖范围和技术能力大幅提高。习近平的公开形象主要通过会议、讲话、考察、中央文件和政策部署呈现，最高领导人的姓名、思想、讲话和指示持续处于全国政治传播体系的中心。

两个时期的差异由此不仅表现为江泽民和习近平个人性格不同，更体现出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江泽民能够公开表现个人兴趣，也能够长期成为民间笑谈，而这些并没有妨碍其保持最高政治权威并最终完成权力交接。

胡锦涛缺席纪念大会，最高权力交接成为另一条历史线索

8月17日的纪念大会中，胡锦涛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开画面中，而温家宝等多名退休领导人参加活动。胡锦涛上一次在重大政治活动中成为全球关注焦点，是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会议。当时79岁的胡锦涛坐在习近平身旁，会议过程中由两名工作人员陪同离开主席台。现场画面显示，他离场前曾与习近平短暂交谈，并在经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后时拍了拍他的肩膀。新华社随后表示，胡锦涛当天身体不适。

胡锦涛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治史中的位置，还连接着两次最高权力交接。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江泽民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胡锦涛接任；2004年，江泽民再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交给胡锦涛。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胡锦涛不再担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接任两个职位。官方当时公开表示，胡锦涛主动提出不再担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这两次交接使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最高领导层代际更替进一步制度化。最高领导人卸任，下一代领导人接班，党、政、军主要职务按照既定政治周期逐渐完成转移，成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最高层政治运行的重要特征之一。

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条款中不再规定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同。2022年，习近平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2023年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因此，江泽民百年纪念大会所呈现的历史背景不仅包括改革开放，也包括最高权力如何运行和交接。江泽民把总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胡锦涛又把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交给习近平。三代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转移方式，构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政治制度变化的一条清晰时间线。

从快速扩张到预期转弱，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发生变化

江泽民时代后来被反复回忆，更深层的原因来自普通人的经济生活。

1989年江泽民进入最高领导层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199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重新加速，民营经济扩大，外国资本进入，制造业迅速发展，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房地产商品化、城市建设、高校扩招、互联网和全球贸易不断改变普通家庭的生活。

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国企改革使大量职工经历下岗和再就业，腐败、城乡差距以及住房、教育和医疗压力不断加大。但整个经济同时处于高速扩张阶段，新的企业、城市、行业和职业持续出现。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深地进入全球供应链，出口制造业和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习近平在8月17日的讲话中也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扩大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列为江泽民的重要历史贡献。

快速增长塑造了那个时期最鲜明的社会心理：大量普通家庭相信未来生活还会继续改善。进入外企、学习外语、经商、买房、购买汽车、出国留学和进入新行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个人发展与国家经济扩张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相同方向。

习近平面对的中国已经拥有远高于1990年代的经济规模和产业能力。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通信、高铁、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是全球主要增长引擎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7月预计，中国今年实际GDP增长4.6%。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与江泽民时代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房地产长期调整，民间投资承压，人口和地方债务问题持续影响经济运行，企业和家庭更加重视就业稳定、资产价值和未来收入。国家经济实力仍然庞大，但高速城市化、房地产扩张和全球化初期曾经持续创造的大量新增机会已经减弱。

这使两个时代最明显的差异最终落在社会预期上。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总体更加贫穷，却处于市场、城市和个人机会持续扩张的阶段；今天的中国拥有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却需要重新解决企业投资意愿、家庭消费信心、青年就业和社会向上流动的问题。

习近平提出学习江泽民，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治理方式本身

习近平在8月17日的讲话中要求学习江泽民的为民情怀、创新精神、战略思维和改革开放实践，并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官方纪念活动由此再次把发展、改革和开放放到江泽民历史评价的核心位置。

把江泽民时代放回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与经济变化中，其留下的经验也远不止“三个代表”这一理论遗产。江泽民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同时，朱镕基能够成为拥有独立政策声望的总理；专业官僚能够在重大经济改革中承担清晰责任；中国通过市场化、民营经济和国际贸易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空间；最高领导人可以展现高度个人化的公共形象，也能够成为普通人的调侃对象；在完成主要政治任务之后，最高权力最终交给下一代领导人。

这些特征共同构成江泽民时代与今天最明显的历史差异。

中国当前并不缺乏国家能力和产业实力，现实挑战更多集中在如何重新提高政策专业性和责任边界，恢复民营经济和社会信心，扩大普通人的发展机会，并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中保留足够的政策纠错和人才成长空间。

习近平在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把这场纪念放在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个时期连续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观察，最需要认真面对江泽民留下这些治理经验的人，正是习近平本人。

真正需要学习的不是江泽民会说多少外语，也不是复制他的个人风格，而是在拥有最高权力时，仍然让专业官员承担真实责任，让其他高级领导人拥有独立的治理空间，让市场和社会继续产生新的机会，让普通人的表达不必完全围绕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形象展开，并让国家发展的成果重新转化为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以及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把最高权力完整而有序地交给下一代领导人。

这才是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超出历史仪式之外，最直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