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经济学人》刊文讨论中国网络审查正在出现的一个微妙变化。过去几个月，中国多家官方媒体接连批评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压制网络舆情，包括删除负面帖子、封堵投诉渠道、拉黑批评者，以及把“没有负面舆情”作为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经济学人》据此提出，中国的网络管控可能正在进行局部调整，但这种变化目前主要集中在民生投诉和地方治理领域，并没有显示出政治言论管控正在全面放松。

这种变化最明显的信号之一，来自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

9月1日，《求是》刊登陕西神木市委组织部曹斌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别让“零舆情”执念捆住干事手脚》。文章直言，一些地方和单位把“零舆情”当成硬指标，出现负面舆情以后，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忙着删帖、遮掩。

文章还提出，群众存在不同意见和质疑本来就是治理过程中的常态，正常讨论和善意批评不应被简单视为需要消除的风险。

类似声音并非只出现了一次。

7月14日，人民网刊发评论《以正确政绩观破除“零舆情”执念》，批评部分地方为了追求网络上的“无负面声音”，遇到投诉便层层加压，甚至把工作目标从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变成“解决发声的人”。文章认为，一味删除和压制负面信息，会掩盖监管漏洞和治理短板，使原本可以解决的小问题不断积累。

几天后的7月20日，《中国青年报》再次讨论基层舆情处置问题。文章提出，地方政府面对网络投诉时，应把重点放在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简单压低网络热度，并批评把精力用于对付发帖人和堵塞表达渠道的处理方式。

今年5月发生在广西桂林的一起事件，后来成为这类讨论中的典型案例。

5月初，一名游客在桂林市体育中心观看演唱会时，发现部分观众席座椅存在明显污渍。5月5日，她通过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卫生问题，随后发现自己被官方账号拉黑。她继续在其他平台反映情况后，账号还因“侵犯名誉权”举报受到功能限制。

事件扩大后，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5月11日发布通报，确认部分座椅没有完成清洁，同时承认官方账号确实拉黑了投诉游客。当地随后向当事人道歉、解除拉黑，并表示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对地方政府而言，网络负面信息长期存在一个现实矛盾。

互联网本来可以让上级部门更快看到基层问题，但如果地方单位把“没有舆情”当成工作成绩，最直接的办法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问题无法传播。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执法、教育、医疗或者消费纠纷，只要在网络上形成热度，就可能影响地方部门和官员的考核评价，于是删帖、压热度、要求发帖者删除内容，逐渐成为一些地方处理问题的手段。

对中央政府而言，这种做法同样会带来另一层风险：基层的问题被处理成了“没有问题”。

地方投诉和负面信息如果在最初阶段就被清理，上级部门获得的信息也会越来越经过筛选。原本可以通过公众投诉暴露出来的行政问题、公共服务漏洞和社会矛盾，可能因为基层对舆情的控制而失去反馈渠道。《求是》此次公开批评“零舆情”，正是在这种治理背景下出现。

但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网络内容管理体系仍然在大规模运行。

9月2日，中央网信办公布“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情况，称已经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并处置一批网站和应用程序。9月19日，网信办又公布针对涉企网络信息的专项行动结果，称各级网信部门和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

今年8月，中央网信办负责人介绍网络生态治理工作时还披露，自2021年以来，中国已经开展60余项“清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8.28亿条、处置违规账号1.7亿个，并重申继续加强网络内容治理。

这些行动与官媒批评地方政府随意删帖同时存在。

目前出现变化的主要是地方治理中的一类具体做法：普通民众因为投诉公共服务、批评地方部门或者曝光现实问题而遭到简单删帖、拉黑和封堵，正在受到官方媒体越来越明确的批评。中央媒体希望基层部门能够从这些声音中发现问题，而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零舆情”把问题隐藏起来。

《经济学人》把这种变化称为可能出现的审查“微调”。该刊同时认为，目前公开案例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压制民生投诉和负面反馈，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鼓励公众扩大对中共高层政治问题的批评，也没有证据显示针对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言论限制正在发生相同变化。

于是，中国互联网正在出现一种并行状态：对于演唱会座椅、地方公共服务、基层行政失误这样的投诉，官媒开始公开要求地方政府少一些删帖和封堵，让真实问题能够进入治理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网络内容审查、账号管理和“清朗”专项行动仍在持续。

一张演唱会的脏座椅可以被允许成为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批评案例，甚至进入中央级媒体关于治理方式的讨论，但这种空间目前仍然主要停留在具体民生问题和基层行政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