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在退出核电36年后，重新为核能打开了大门。9月23日，意大利参议院最终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表决结果为81票赞成、51票反对、7票弃权。众议院此前已经完成表决，议会程序由此结束。新法授权政府重新建立核能发展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包括制定国家核能发展计划，完善核设施建设、运行、安全监管、环境评估、退役以及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管理规则。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表示，如果后续推进顺利，意大利最早可能在2033年至2034年前后重新实现核能发电。

这场政策转向之所以受到关注，与意大利过去近四十年的核电历史密切相关。意大利曾是欧洲较早发展商业核电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起先后建设拉蒂纳、加里利亚诺、特里诺和考尔索四座核电站。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国内反核情绪迅速上升，1987年举行三项与核电政策有关的全国公投，涉及核电站选址、地方政府补偿以及国家电力企业参与海外核电项目等规定，多项相关政策被选民否决。此后意大利逐步停止核电发展，1990年特里诺和考尔索两座核电站正式关闭，国内自此不再拥有运行中的商业核反应堆。

退出核电并没有让争论彻底结束。意大利本身缺乏足够的传统能源资源，长期依赖天然气、石油和进口电力，核电退出后，能源成本和对外依赖问题始终存在。2008年，贝卢斯科尼政府重新提出发展核电，计划建设新的反应堆，并一度设想到2030年前后让核电承担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当时政府把退出核电视为过去能源政策中的重大损失，希望通过重新建设核电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这一计划很快被另一场核事故打断。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意大利国内对核能安全的担忧再次迅速升高。同年6月，意大利举行全国公投，超过九成参与相关问题投票的选民支持废除允许政府继续推进核电计划的规定。贝卢斯科尼政府刚刚启动的核电重启计划由此终止，意大利第二次关上了核电大门。

此后的十多年里，核电长期处于意大利能源政策的边缘位置，但欧洲能源环境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俄乌战争以后，欧洲天然气供应和价格经历剧烈波动，能源安全重新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欧洲继续推进交通电气化、工业减排和能源转型，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及其他高耗电产业也不断推高长期电力需求。太阳能和风能快速增长，但发电具有波动性，天然气发电又受到价格和进口供应影响，能够长期稳定提供大规模低碳电力的核能再次进入政策讨论。

梅洛尼政府上台后，意大利开始重新评估核能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次政府没有简单复制上世纪建设大型核电站的模式，而是把重点更多放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以及下一代核能技术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功率通常低于传统大型核电机组，可以在工厂完成更多设备制造，再运往现场进行模块化安装，政府希望借此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单个项目的前期投入，并减少传统大型核电项目经常出现的工期拖延和预算超支。

不过，从法案通过到真正恢复核电，中间仍有大量现实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核电站建在哪里。大型能源项目长期容易引发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反对，意大利过去在核设施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已经多次遇到类似阻力。其次是核废料处理。虽然意大利已经30多年没有商业核电，但过去核电站留下的退役工程和放射性废物处理至今仍在继续，一旦重新建设核电站，新的乏燃料和高放射性废物最终存放在哪里，必须在项目启动前建立长期制度。

成本同样会成为未来争论的核心。核电站建成后可以运行数十年，燃料成本相对稳定，但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虽然被寄予降低成本和缩短工期的希望，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大规模商业化运行的项目仍然有限，实际建设成本能否达到预期，还需要更多项目验证。意大利还需要决定未来核电由国家资本、私人企业还是多方共同投资，以及建设成本最终如何通过电价、财政支持或长期购电机制进行分担。

停核36年也意味着产业链需要重新建设。意大利仍拥有核工程研究、核设施退役、设备制造和部分核工业技术能力，但真正重新运营商业核电站，还需要大量核工程师、反应堆操作人员、安全监管人员以及稳定的设备和维护供应链。与法国等长期保留核电体系的欧洲国家合作，很可能成为意大利重新建立这些能力的重要方式。

9月23日通过的法案解决的只是第一步，它重新赋予政府建设核能制度体系的法律基础，真正决定意大利能否恢复核电的，将是未来几年陆续展开的技术选择、选址、融资、安全审批和废料处置。过去40年中，意大利的两次重大核政策转向都紧随严重核事故之后：切尔诺贝利推动了1987年的公投，福岛事故又直接影响了2011年的第二次公投，而2026年的变化则发生在能源安全、电力需求增长和减排压力同时上升的背景下。

从1990年关闭最后两座核电站，到2026年重新建立核能法律框架，意大利用了36年再次走到核电的大门前。如果政府提出的时间表能够实现，2033年至2034年前后，意大利可能重新出现核能发出的第一度电。对于这个曾两次通过公投改变核电政策的国家来说，这一次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经不仅是是否接受核能，而是采用什么技术、在哪里建设、由谁承担成本，以及如何让一项需要持续数十年的能源政策不再随着下一次政治周期重新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