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八年后的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投降。从卢沟桥到南京受降，中国经历了一场持续八年的国家战争，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国内力量重组。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掌握全国中央政权和主要正规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经历长征后主要立足陕北，武装力量只有数万人；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虽然仍然控制中央政权并拥有规模更大的正规军，却已经在长期正面战争中受到严重消耗，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120余万人，并建立起覆盖华北、华中大片地区的根据地和基层政权。这一变化，是理解中国抗日战争以及随后国共内战的重要历史线索。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承担了组织全国正规战争的主要责任。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革命军构成中国正规军事力量主体。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初期约4.6万人，南方红军游击部队随后改编为新四军，初期约1万人。国民政府需要防守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以及铁路、港口、工业区和交通枢纽，因此必须直接面对日本陆军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共产党军队兵力较少，进入华北和华中敌占区后方，以游击战、交通破袭、袭击据点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主要作战方式。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由此成为八年抗战长期并存的两种战争形态。

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首先体现了这种战争格局。国民政府把大批中央军精锐投入上海，在日军拥有海军、航空兵和重火力优势的情况下持续作战近三个月。上海失守后，日军继续向南京推进，国民政府军队随后又投入南京保卫战。仅全面抗战最初数月，中国正规军便遭受巨大人员和装备损失。1938年，国民政府继续组织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随后又投入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武汉最终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但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投降，主力军队也没有停止作战，日本试图通过夺取主要城市迫使中国结束战争的计划未能实现。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军队继续承担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此后先后发生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以及豫湘桂战役。1940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阵亡；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负伤后殉国；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一批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也先后在对日作战中阵亡。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又在缅北、滇西发动反攻，重新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军队仍在湘西会战中与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中国大陆公开党史资料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了22次大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和3.89万余次较小规模战斗，国民党军队伤亡约322万人。这些战役和伤亡构成中国正面抗战最主要的军事记录。

国民政府承受战争消耗的同时，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沿着另一条路线迅速扩大。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地区伏击日军部队，此后八路军逐步进入山西、河北、山东等华北地区，新四军则主要进入华中敌后。日军占领大片城市、铁路和交通干线以后，没有足够兵力对广大农村建立同等程度的基层控制，原有地方政权又在战争中受到破坏，共产党由此获得进入敌后农村的空间。八路军、新四军通过游击战、破袭战和反扫荡作战打击日军及伪军，同时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民兵、扩大军队、征集粮食和建立基层组织，根据地逐渐成为共产党军事扩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铁路、公路、矿区和日军据点展开较大规模破袭，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军队发动的最大规模集中作战之一。随后日军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封锁和“治安战”，共产党控制地区经历严重困难，八路军、新四军也付出相当人员伤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在山西反扫荡作战中阵亡。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持续抗日的同时，也不断建立新的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公开党史资料，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其领导的军队已经由抗战初期约5万多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到约260万人，中共党员超过12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八年之间，共产党从主要立足陕北的区域性力量，成长为能够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建立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全国性力量。

国民政府的变化则朝着相反方向发展。1937年至1938年的淞沪、南京、徐州和武汉等连续大会战大量消耗了经过长期训练的部队和军官，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经济中心失守又使政府失去重要财政来源。中央政府迁往重庆后，仍需维持数百万军队、行政体系、难民救济、物资供应和战争财政。随着战争持续，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征兵弊端、军队补给不足和政府腐败不断加重。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战场通常称为豫湘桂战役，日军从河南向湖南、广西大规模推进，国民党军队在部分战线上迅速失败，大批城市和机场失守。这次战役集中暴露出国民政府经过七年战争后在军队训练、指挥、补给和行政效率方面积累的问题，也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社会威望和军事力量。

国共双方在战争后期还开始更加明显地考虑战后政治格局。国民政府仍然需要在正面战场保持主力，并维持国际承认下的中国中央政府地位；共产党则继续在敌后扩大根据地、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日本每占领一个地区，都必须投入兵力守卫城市、铁路和交通线，而广大农村地区出现的权力空白为共产党进入和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共产党能够在这些地区扩张，与其敌后抗日、组织群众和建立地方政权直接相关。抗战由此同时产生两个结果：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受到长期牵制，国民政府正规军也在持续正面战争中被大量消耗，而共产党在日占区后方建立起一套越来越完整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体系。

1945年，国际战局迅速走向终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不断逼近日本本土，8月先后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随后对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日本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投降文件。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签署降书，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投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当时是代表中国参加同盟国战争、参与国际外交并接受中国战区日军正式投降的中央政府。南京受降成为八年全面抗战在国家层面的结束标志。

日本投降时，中国内部的力量结构已经与1937年完全不同。八年前，国民政府控制中央政权和主要正规军，共产党武装只有数万人；八年后，国民政府仍然拥有国际承认、中央政府和数量庞大的军队，却背负着长期战争留下的严重军事、财政和社会损耗，共产党则已经拥有120余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大片根据地以及能够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日本退出中国后，双方立即围绕日军受降地区、铁路、城市和原日占区展开竞争，长期被抗战暂时压制的国共矛盾迅速重新成为中国政治中心问题。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政权，中华民国政府撤往台湾。

从1937年至1945年的真实战争进程看，中国抗战不能被压缩成少数几次敌后作战，也无法脱离正面战场理解。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敌后进行了长期抗日游击战争，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以及大量反扫荡行动属于中国抗战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承担淞沪、徐州、武汉、长沙、枣宜、常德、豫湘桂、湘西以及滇缅战场主要正规作战的，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约322万国民党军队伤亡、数十次大会战以及南京中国战区受降的历史记录，显示了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承担的战争规模。共产党则在敌后抗战中由数万武装发展到百万军队，并建立起庞大的根据地和政治组织。这两条同时发生的历史进程，共同改变了1945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