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2026年9月3日，北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文章，再次要求中共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并将“两个维护”置于党内最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的位置。按照中共现行定义，“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则要求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同时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组概念经过近十年的党章、宪法和纪律制度调整，已经形成一套直接约束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体系。

这套体系的起点出现在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使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习近平由总书记进一步获得“核心”身份。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的个人政治地位由此与以本人姓名命名的指导思想结合。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这一思想写入国家宪法，同时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习近平随后在2022年获得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三个任期，并于2023年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2016年至2018年的连续制度调整，使习近平的权力基础逐步超出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些具体职务，增加了其他中央领导人不具备的“全党核心”政治身份。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把此前形成的安排正式归纳为“两个确立”。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修改党章，又把“做到‘两个维护’”列入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至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关系：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级主要负责人以及基层党员都承担维护这一核心的政治义务，而习近平本人则处在这套义务关系的顶端。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其他最高层领导人虽然分别掌握重要国家机构，却没有与习近平平行的“全党核心”身份，也同样受到“两个维护”的政治纪律约束。

这一安排直接改变了中共干部体系中的责任方向。中国各级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机关、国有企业、高校以及大量公共机构内部均存在党委或党组，重要领导干部普遍同时接受行政体系和党内组织体系管理。随着“两个维护”进入党章、干部考察和政治监督，官员是否贯彻中共中央决定、是否执行习近平重要指示、是否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已经成为政治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干部向上级党委负责，上级党委向中央负责，中央部门接受最高领导层统一领导，整个体系由此形成更鲜明的纵向责任链。干部的行政能力、专业判断和政策成绩仍然受到考察，但政治忠诚成为能够影响任用、晋升和纪律评价的重要标准。

这种权力关系使习近平与其他高级干部之间形成明显的不对称。其他中央领导人承担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的义务，习近平的地位则由整个党组织共同确认和维护。中共仍然保留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集体决策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成员同时处于维护同一政治核心的纪律框架之内。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曾提出党内不得搞人身依附关系，要求领导干部听取不同意见，并强调权力必须受到监督；随着“维护核心”逐渐成为正式政治纪律，集体领导、内部监督与个人核心权威之间的实际边界，也越来越取决于最高领导层如何运行这些制度。

中共对高度集中领导的主要解释，是需要通过明确的政治核心维持组织统一，减少地方和部门各行其是，并提高重大政策的执行速度。从行政运行看，这种体系确实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中央确定政策以后，可以同时通过党委、组织、纪检和政府行政系统向下推进，地方公开拒绝执行中央决定的空间较小。在重大工程、全国性政策和需要跨地区协调的事务中，集中决策能够快速形成统一行动。

同一结构也会改变信息传递和政策纠错的激励。当下级官员的政治评价和职业前途受到上级判断影响，地方和专业部门向最高层报告不利信息、提出与既定方向不同的意见，需要承担更高风险。政策已经获得中央政治背书以后，下级官员更容易把执行力度和政治表态放在政策效果之前，层层加码、等待上级定调、淡化负面信息等现象也更容易出现。最高层掌握的决定权越集中，就越依赖下级提供准确、未经修饰的信息；而下级越依赖上级决定个人前途，提供令上级不满意信息的动力就越弱。这种矛盾直接影响重大政策出现偏差后的调整速度。

从权力结构观察，以单一政治核心为终点的纵向责任体系具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现代国家机构仍然存在，人大、政府、法院和行政部门也各有正式职权，但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受到同一套党内纪律约束。当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核心地位成为全体党员必须维护的政治对象，能够与最高权力处于同一层级并形成持续独立制衡的空间随之缩小。中国传统皇权官僚体系同样依靠层级任命、考核和向上负责维持运行，现代党政体系在组织规模、法律形式和行政技术上已经完全不同，但最高权力与下级官僚之间高度纵向化、个人忠诚进入官员评价体系等特征，仍然呈现出历史上集权官僚政治中常见的权力逻辑。

2026年9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刊发的文章继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党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中央禁止事项坚决不做，并要求把“两个维护”落实到政治判断、政策执行和纪律监督之中。这意味着，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目前仍然具有实际组织约束力，而非仅用于政治礼仪。对各级干部而言，如何理解和执行最高领导层意志，已经与行政职责、组织评价和个人政治前途直接连接；对中国政治体系而言，最高权力获得更强统一执行能力的同时，信息能否真实向上流动、不同判断能否进入决策过程，以及错误政策能否在较低政治成本下被及时纠正，也成为这套制度持续运行所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