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2日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再次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日本加入联合国已经70年，长期以和平国家身份参与联合国事务，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已经决定删除宪章中有关“敌国”的文字，日本要求尽快落实这一决定。她还特别把这一问题与日本的“骄傲与名誉”联系起来。与此同时，高市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认为现有安理会结构仍然反映1945年形成的国际格局。

日本要求删除的“敌国条款”主要存在于《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敌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联合国宪章》签字国交战的国家，日本和德国都属于这一历史范畴。第53条目前仍保留针对原敌国以及防止其重新实行侵略政策的特殊文字，第107条则保留了二战结束后针对原敌国采取战争善后行动的相关规定。

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52号决议，认定相关“敌国条款”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已经过时，并表示准备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8条启动删除程序。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写明，将删除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有关“敌国”的表述。

此后20多年，这些文字仍然留在《联合国宪章》中。修改宪章需要经过正式修宪程序，包括达到规定数量的会员国批准以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完成批准。

高市把删除“敌国条款”重新带到联合国大会讲台后，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回应。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政府同时把这一问题与日本近年来的战争历史表述、防卫政策、“无核三原则”和修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称这些条款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边是日本要求正式摆脱1945年留下的战败国制度标签，一边是战争造成的许多历史问题仍然存在。从日本历届政府对侵略战争的表述变化，到靖国神社、慰安妇、遗弃化学武器和历史教育，这些问题在战后81年间始终没有完全退出东亚政治。

日本政府曾经作出过非常明确的道歉。

1993年的“河野谈话”承认，当时日本军方直接或间接参与慰安所的设立和管理，大量女性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招募，并向遭受巨大痛苦和无法愈合身心创伤的受害者表达“诚挚道歉和反省”。谈话还明确提出，日本政府应当正视历史事实，把这一问题作为历史教训传递下去。

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50周年谈话中的措辞更加直接。他承认日本曾经实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并明确表达“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

然而，这些措辞并没有稳定地延续到后来每一届政府、每一次重大纪念活动之中。

2015年战后70周年，安倍晋三政府表示继续继承历届政府的道歉立场，却没有按照村山谈话的方式重新以首相本人身份直接说出针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的“由衷道歉”。安倍在记者会上强调，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表达的道歉感情由其政府继承；日本外务省此后形成的官方历史问题说明又特别加入一句，不应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未来世代继续承担不断道歉的宿命”。

同年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安倍谈到“正视历史”和“不再重复战争惨祸”，但式辞中没有出现村山谈话中的“殖民统治”“侵略”和“由衷道歉”。

这种措辞变化后来持续多年。

到了202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重新说出“反省”一词。他表示，日本必须把那场战争的“反省和教训”重新深刻铭记于心。当天记者会甚至专门就此提问，因为这是日本首相13年来第一次在这一年度追悼式式辞中重新使用“反省”。石破回答：“反省之上才有教训。先有反省，才会有教训。”

仅仅一年以后，这个词又从日本首相的8月15日式辞中消失。

2026年8月15日，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提到约310万日本人在战争中死亡，谈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日本城市遭到轰炸以及冲绳地面战，并表示“战争的惨祸绝不能再次发生”。但整篇首相式辞没有使用石破一年前重新加入的“反省”，也没有出现“侵略”“殖民统治”和“道歉”。

从村山富市1995年直接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表示“由衷道歉”，到安倍政府更多使用“继承历届内阁立场”的方式处理道歉，再到石破茂2025年重新把“反省”写入追悼式式辞，高市早苗一年后又将其删除，日本最高政治层面对战争历史使用的语言始终没有形成稳定一致的表达。

“是否道歉”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有没有一份历史文件的问题。日本政府可以继续保存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同时后来执政的首相和阁僚又可以在自己的正式讲话中选择是否重新说出“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道歉”。这种数十年反复变化的政治语言，也成为中国、韩国以及其他曾遭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地区持续关注日本历史认识的重要背景。

慰安妇问题延续得更久。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受害者陆续赴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包括万爱花等人在内的一批老人拖着年迈和伤病的身体往返中日两国，希望日本政府承担法律责任、公开谢罪并给予国家赔偿。经过多年诉讼，日本法院虽然在部分案件中确认了战争时期发生的受害事实，但中国受害者最终没有通过日本司法体系获得她们要求的日本政府国家赔偿。

许多人随后在等待中相继离世。

2024年4月，18名已经去世的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子女及亲属陆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日本政府。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群体对日申诉30多年后，首次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诉讼中的18名受害者已经全部去世。

到2026年7月8日，99岁的受害幸存者慧奶奶在湖南平江去世。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公布，当时经该中心调查确认的中国大陆登记在册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只剩6人。

这些女性年轻时遭受日军性奴役，其中许多人在晚年公开自己的经历、参与调查、赴日诉讼和要求赔偿，却直到生命结束也没有获得她们所要求的日本政府直接国家赔偿。

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另一套法律处理方式，认为战争赔偿和个人请求权等问题已经通过战后条约和双边安排处理，并强调历届政府通过“河野谈话”、首相致受害者信函以及亚洲妇女基金表达了道歉和反省。日本政府参与推动的亚洲妇女基金主要以民间捐款支付所谓“赎罪金”，政府承担医疗、福利等项目费用。

对于那些亲历日军性暴力、几十年后仍亲自走进法院要求日本政府承担国家责任的中国老人而言，历史留下的已经不只是外交文件中的一句“继承过去立场”。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离世，而道歉方式、国家责任和赔偿问题仍然没有形成双方共同接受的结果。

靖国神社又构成另一条延续数十年的历史线索。

靖国神社供奉着超过240万名日本战争死者，其中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战后几十年间，日本首相、阁僚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引发中国、韩国等国抗议。高市本人过去担任阁僚期间也曾多次参拜。

这样的政治行为与日本政府保存的战后道歉文件长期并列存在。一份政府文件可以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另一届政府的高级政治人物又前往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任首相重新使用“反省”，下一任首相又将这个词从同一场国家追悼仪式的讲话中删除。

战争留下的问题也没有全部停留在历史文件里。

2026年9月，日本、中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仍在继续处理侵华日军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战争已经结束81年，当年的化学武器仍在中国土地上被陆续挖掘、回收和销毁。

日本学校使用的历史教材对战争的叙述同样长期存在明显差异。南京事件、日本殖民统治、慰安妇、强制动员等内容在不同教材中的篇幅和措辞并不相同，日本国内围绕“侵略”“强制”“慰安妇”等词语应该如何进入教材的争论也持续多年。

这种历史教育留下的认知差异，曾经非常具体地出现在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石破茂身上。

2003年，石破茂担任日本防卫厅长官期间访问新加坡，并与亲历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会面。

石破后来多次回忆那次谈话。

李光耀问他：“你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做了什么吗？”

石破根据自己过去在日本学校接受的历史教育作了回答。

李光耀听完后继续问：“你知道的就只有这些吗？”

这句话给石破留下很深的刺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感到羞愧，回到日本后开始重新寻找资料，阅读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的历史，才逐渐了解到许多自己以前并不知道的事情。

李光耀本人亲历过1942年至1945年的日本占领。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当地华人遭到大规模搜捕和杀害，后来被称为“肃清大屠杀”。年轻时的李光耀本人也曾险些被带走。他后来选择推动新加坡与战后日本建立密切经济和外交关系，但那段个人经历一直保留在他的战争记忆之中。

石破与李光耀的这段谈话后来成为石破反思日本历史教育的重要经历。一个已经担任防卫厅长官、负责日本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政治人物，需要在海外面对一名战争亲历者的追问之后，再回国重新系统阅读本国军队在亚洲做过什么，这段经历本身也折射出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留下的现实问题。

日本1945年战败后进行了政治制度重建，1956年加入联合国，随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重要出资国。1995年联合国大会认定“敌国条款”已经过时，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又决定删除有关“敌国”的文字，这些文件构成高市此次联大发言的重要依据。

但《联合国宪章》第53条留下这些文字时，本身就写入了防止原敌国重新实行侵略政策的制度背景。81年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把删除条款与国家“骄傲和名誉”直接联系起来，而东亚仍然面对另一组没有完全退出现实的事实：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只剩数人，受害者后代仍在诉讼；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仍在中国境内销毁；靖国神社仍然供奉甲级战犯；日本首相对于“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道歉”的使用，又随着不同政府一次次发生变化。

日本政府在联合国要求删除“敌国条款”的同时，也面对这些从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问题。中国政府9月23日作出的回应，正是把两件事情重新放回同一条历史线上：战后制度安排产生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而日本今天希望改变这些安排，其自身如何持续、明确地面对那段历史，仍然直接影响亚洲邻国对日本战后道路的判断。

高市此次还把另一个日本长期目标摆到了联合国大会上——改革安理会，扩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日本多年来一直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删除“敌国条款”和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出现在日本首相的联大演讲中，日本试图进一步摆脱1945年形成的战败国制度身份，并在未来的联合国安全体系中取得更大的制度性作用。

81年前结束的战争，由此再次回到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讲台。

1995年，联合国大会已经认定“敌国条款”过时；2005年，各国领导人决定删除相关文字；2026年，日本首相再次要求完成这项修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自己关于战争历史的语言仍在发生变化——从“殖民统治和侵略”“由衷道歉”，到“继承历届政府立场”，再到“反省”时隔13年重新出现、一年后再次消失。

高市希望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的是“敌国”两个字，而这两个字背后的战争历史，至今仍然存在于幸存者的生命、尚未完成的战争遗留问题、日本政治人物的公开表态以及东亚国家之间没有消失的历史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