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江苏昆山的一些劳务市场仍然聚集着等待工作的制造业工人。这座位于长三角的工业城市，过去几十年曾是中国出口制造业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电子、机械和零部件企业密集，大批外来劳动力进入工厂，在流水线上从事组装、焊接、检测、包装和搬运等工作。7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当地部分制造业工人的就业变化：一些过去能够长期依靠工厂获得稳定收入的劳动者，如今更多转向劳务派遣、临时招聘和按日结算的工作。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昆山失去了制造业，相反，当地大量工厂仍然保持生产，部分生产线的产量甚至高于过去；真正改变的是生产同样数量的商品，工厂已经不再需要与过去相同规模的普通劳动力。

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中国制造业持续多年的自动化升级。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完整年度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工厂新安装约54.2万台工业机器人，其中中国安装约29.5万台，占全球新增安装量的54%，截至当年底，中国工厂运行中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已经超过200万台。在汽车、电子、电气设备和金属加工等行业，焊接、搬运、喷涂、检测以及部分装配工作已经越来越多交给机械臂、机器视觉和自动输送系统完成。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产业本身也在迅速壮大，本土机器人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已经升至57%，意味着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也正在从主要依赖日本、欧洲设备的机器人消费国，逐步成为机器人制造和供应的重要力量。

如果只把这一变化解释为“机器人开始替代工人”，仍然无法解释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的更深层转型。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优势之一是拥有规模庞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跨国企业来到中国投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以较低成本组织大规模生产。按照过去亚洲产业转移的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工资持续上涨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往往会继续迁往工资更低的地区。近年来，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墨西哥确实承接了越来越多制造业投资，中国企业自身也在海外建设工厂。但自动化正在改变这种长期规律，因为当一条原本需要数百名工人的生产线通过机器人把人工需求大幅降低之后，两个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对最终生产成本的影响也会随之缩小。

企业决定工厂设在哪里，因此越来越不能只比较工资。机器出现故障后，附近能否迅速找到维修工程师；客户临时修改产品设计时，模具厂能否几天内重新开模；一个零部件短缺时，周边是否存在多个替代供应商；订单突然翻倍时，电机、传感器、控制器、电池、包装、仓储、物流和港口能否同时扩充产能，这些因素正在与工资一起决定制造成本。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大量零部件企业、设备厂商、工程人员和物流体系经过数十年积累已经形成高度密集的产业网络，一家工厂背后往往连接着数百甚至更多供应商。现代制造业真正依赖的，因此已经不只是厂房里的工人，而是厂房周围整套工业生态能够以多快速度响应需求。

这也使中国大规模推动机器人应用具有另一层意义：机器人不仅是在替代部分中国工人，也在降低中国制造业继续依赖“廉价中国工人”的程度。过去，中国依靠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吸引制造业；现在，在工资上涨、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中国试图把竞争优势进一步转移到自动化设备、工程能力、供应链密度和生产组织效率上。换句话说，制造业竞争的计算单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首先比较的是一名工人的工资，现在越来越需要比较一整套工业系统完成同一件产品需要付出的总成本。对于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仅凭廉价劳动力承接中国制造业，可能比二十年前更加困难，因为它们面对的不只是中国工人的工资，而是一个已经高度自动化并且拥有完整供应链的工业体系。

这种转型也解释了中国近年来为什么持续加大对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投入。2025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不断扩大机器人研发、训练和产业化项目，多家企业开始尝试让机器人在仓库、工厂和实验环境中完成搬运、分拣、开门、折叠物品以及复杂动作。2026年8月，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继续推进资本市场融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中国科技制造领域增长最快的投资方向之一。不过，目前真正大规模改变工厂用工结构的仍然是成熟的工业机械臂和自动化生产系统，人形机器人距离普遍进入工厂仍有明显距离，在续航、灵巧度、可靠性、安全性和长期使用成本方面仍需进一步改善。它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已经开始尝试把过去在电动车、电池和光伏产业形成的产业化能力复制到机器人领域：先利用庞大的国内制造业作为应用市场扩大规模，再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最终参与全球竞争。

自动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对劳动者却并不只有一个方向的结果。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会创造新的研发、安装、调试、维护、软件和质量管理岗位，也能够减少高温、危险、重体力和高度重复的工作，但这些新工作与被压缩的传统岗位并不属于同一个技能层级。一名长期从事流水线装配的中年工人，并不会因为工厂新增机械臂就自然成为自动化工程师，企业更新一条生产线可能只需要数月，一个劳动者完成技能转换却可能需要数年。昆山等制造业城市出现的就业变化，因此反映的并不是简单的“制造业衰退”，而是制造业产值、设备和技术继续升级的同时，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的能力正在下降。

这一变化与中国当前的就业结构形成了复杂交汇。2026年6月，中国不含在校学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仍为14.9%，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进入网约车、配送、临时制造和其他灵活就业领域。中国同时存在企业寻找自动化工程师、设备维护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的情况，也存在大量普通劳动者寻找稳定工作的压力，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完全是“有没有劳动力”，而是劳动力技能与新产业需求之间是否匹配。人口老龄化使长期自动化具有明显必要性，但短期就业压力又意味着自动化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工具。中国真正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转换：旧岗位减少的速度，可能快于部分劳动者获得新技能和进入新岗位的速度。

这也意味着，制造业生产效率上升和居民就业压力增加完全可能同时出现。对于一家企业而言，一条生产线减少人工并提高产量意味着单位成本下降和竞争力提高；但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如果大量被替代的劳动者只能转入收入更低、就业稳定性更弱的服务业或灵活就业岗位，生产率增长就不会自动转化为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长。因此，机器人产业真正考验的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能否生产更多机器，而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最终如何在企业、劳动者和社会之间重新分配。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社会保障和新的就业岗位能否跟上工厂自动化的速度，将决定这场制造业升级的社会成本。

从全球竞争看，中国的自动化扩张也正在改变中美制造业比较的方式。2024年美国新安装工业机器人约3.42万台，不到中国同期安装数量的八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仍然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先进芯片设计、软件、资本市场、高等教育和全球人才吸引方面拥有明显优势。2025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Ryan Fedasiuk访问上海、合肥和南京，与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人士交流后记录了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和本土工业能力的变化。在合肥一家电动车工厂，他看到现场机器人数量明显高于工人数量。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得出谁已经全面领先的结论，却说明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产业优势：美国仍然更强于部分前沿技术、基础创新和资本配置，中国则表现出把技术迅速工程化、规模化并投入制造体系的能力。

这种差异使未来产业竞争越来越难用传统的“谁的工人工资更低”来解释。一个国家能否设计先进芯片当然重要，但能否把芯片、电机、传感器、软件、材料和生产设备整合成价格足够低、能够大量制造的工业产品同样重要。美国在部分技术领域继续掌握世界前沿，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规模和高度密集的供应体系，两种能力并不完全重合。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推动企业把制造环节拆散并寻找最低成本地区，现在供应链安全、贸易摩擦和国家产业政策重新进入企业决策，制造能力本身也重新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优势同样存在边界。机器人企业数量快速增加，也可能带来重复投资、价格竞争和盈利能力分化；部分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设备和关键部件仍存在对外部供应的依赖；高度自动化可以降低产品制造成本，却不能单独解决国内需求不足、居民收入增长和就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规模越大、出口竞争力越强，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经济体之间围绕电动车、电池、机器人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贸易摩擦也可能进一步增加。因此，机器人能够提高中国工厂的效率，却并不能自动消除经济转型中的其他矛盾。

从更长时间看，中国正在尝试完成一次过去很少有发展中大国真正经历过的转换。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通过把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实现工业化，制造业扩张与就业扩张在很长时期内基本保持同一方向；进入自动化时代后，这种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完全可能生产更多汽车、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机器人，同时制造业直接使用的普通工人数量不再同步增加。制造业仍然会保持重要地位，但制造业对就业的意义将与过去明显不同。

截至2026年8月，中国已经拥有超过200万台运行中的工业机器人，本土机器人企业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也已经超过外国供应商。昆山劳务市场上的工人和高度自动化工厂里的机械臂，看起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实际上却是同一场产业转型的两个侧面：一边是制造能力继续提高，另一边是劳动力重新寻找自己在新工业体系中的位置。

中国制造业真正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简单地从“人工作业”走向“机器人生产”，而是决定工业竞争力的基础正在改变。过去，企业首先比较哪里的人更便宜；现在，它们越来越需要比较哪里能够以最低的综合成本，把技术、机器、工程师、零部件、物流和供应链组织到一起。中国正在试图用整个工业体系的效率，替代过去廉价劳动力所提供的优势。

这场转换能否真正成功，最终也不能只看中国安装了多少机器人。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将是，当机器生产出更多商品之后，中国能否同时创造足够的新职业、新收入和消费需求，使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如果这个环节能够完成，中国制造业就可能从依靠人口红利进入依靠工业体系效率的新阶段；如果就业和收入调整长期落后于生产率提升，自动化带来的竞争优势也将伴随更明显的社会和经济调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