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正在把对华关税执法从中国直接出口商品进一步延伸至全球供应链。当地时间8月13日,白宫在华盛顿发布一份有关非法转运和原产地规避的报告,称约40个国家和经济体存在较高的非法转运风险,中国商品可能通过这些市场进行有限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或改变申报来源后进入美国,以降低原本适用于中国商品的较高关税负担。
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参与推动相关研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加强商品原产地识别。此次行动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正在从确定中国商品适用何种税率,进一步转向追踪商品经过哪些国家、在哪里完成主要生产、零部件来自哪里,以及第三国加工是否足以改变商品原产地。
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大规模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此后,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部分商品减少,但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制造业经济体对美出口明显增加。白宫认为,其中部分贸易变化来自企业真实转移生产,也有部分商品可能在中国完成主要制造后,经第三国进行简单加工或重新申报,再以较低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政府把后一类行为视为当前反转运执法的重点。对于一件已经在中国基本完成生产的商品,如果进入第三国后只进行换包装、贴标签、修改发票或者极少量组装,再以第三国产品身份申报进入美国,就可能触及美国海关的原产地和反规避规则。但如果企业确实在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或其他国家建设工厂,将主要生产工序、投资和就业转移当地,则可能属于正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
40余经济体进入美国重点审查范围
白宫报告把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韩国和台湾列入较高层级风险范围,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和越南等也被纳入重点分析。
报告使用的“中国关联商品”范围并不局限于报关文件上标注“中国制造”的产品,还可能涉及大量使用中国零部件、由中国企业拥有或融资、与中国供应商存在紧密商业联系、包含中国生产环节,或者存在中国起始运输记录的商品。
这一范围明显大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原产商品”。因此,被列入风险名单并不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已经被认定参与违法行为,也不意味着从这些国家进入美国的所有中国关联商品都属于非法转运。美国政府仍需要判断商品是否真正发生了足以改变原产地的生产活动,以及企业提交的原料、工序、供应商和运输文件是否真实。
这也是此次政策最复杂的部分。全球制造业早已形成跨国生产体系,一件最终在墨西哥组装的产品可能同时使用中国电机、日本传感器、韩国芯片和美国软件;一家由中国企业投资的越南工厂,也可能在当地拥有土地、设备、员工和完整生产线。仅凭企业所有权或部分中国零部件,并不能自动确定最终商品应按照中国原产地征税。
美国估算每年损失190亿至260亿美元关税收入
白宫把潜在财政损失作为加强执法的重要依据。报告综合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的多种模型,对每年可能涉及非法转运的商品规模作出不同估算。
高盛估计相关规模约为400亿美元,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采用的中间估算约600亿美元,供应链风险分析机构Exiger估计约75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相关分析给出的数字约1090亿美元,而采用更广义供应链风险计算方式的Altana模型,上限达到约3030亿美元。
白宫选择约750亿美元作为主要参考情景,并据此估算,美国每年可能少征收约190亿至260亿美元关税。相关模型还推算,这部分进口可能影响约45万个美国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
不过,这些数字属于模型测算,并不等于美国海关已经查实750亿美元违法进口,也不意味着45万个工作岗位已经实际消失。不同机构给出的商品规模从约400亿美元一直延伸至3030亿美元,本身反映出全球转运规模难以被准确统计。
这种差异主要来自原产地识别方法不同。如果只统计明显改变运输路线、包装和报关来源的商品,估算规模相对较低;如果进一步把中国资本、中国零部件、中国供应商以及企业控制关系纳入分析,潜在风险范围就会迅速扩大。
高额关税正在重新塑造企业供应链
美国此次扩大反转运审查,也反映出高额关税本身正在改变企业的商业选择。当同类产品直接从中国进入美国需要承担较高税率,而从其他国家进入美国的关税明显较低时,企业就会拥有更强动力重新设计生产和物流体系。
部分美国进口商会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中国企业则可能增加在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制造投资。跨国企业也可能重新安排零部件采购、最终组装和出口地点,使原本较为直接的“中国生产—美国进口”模式,逐渐转变为跨越多个经济体的生产体系。
如果这种转移包含真实的工厂建设、设备投资、本地采购和主要制造工序,就可能形成新的第三国生产能力。美国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会推动部分生产活动离开中国。
但如果企业只是把接近完成的中国商品运往第三国,更换包装或者进行有限装配后再进入美国,高额关税就可能失去原本的政策效果。美国政府此次扩大执法,正是希望提高这种操作的成本。
由此形成的政策难题十分明确:执法标准过窄,简单改变运输路径就可能绕开高额关税;标准过宽,则可能把真实海外制造、正常国际分工以及合法使用中国零部件的商品同时纳入重点审查。
美国海关开始利用AI识别异常货物
为了处理规模庞大的进口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部署人工智能工具,筛查涉嫌非法转运的商品。白宫将相关系统称为“Detective Border”。
按照目前披露的设计,系统可以结合贸易数据、运输线路、集装箱信息、包装特征、X光影像以及企业申报记录,对商品来源进行交叉分析,并识别申报信息与实际货物流向之间的异常情况。
AI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筛选高风险交易,而不是直接决定商品原产地。美国每天处理大量进口货物,如果依靠人工逐笔核查生产能力、企业所有权、零部件来源和历史运输记录,执法成本极高。通过自动分析,海关可以先锁定贸易路线或申报模式异常的货物,再由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
纳瓦罗表示,如果美国海关确认进口商伪造商品来源,可以追溯征收此前约一年的关税。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在新的贸易安排中加入更加严格的反转运条款,要求贸易伙伴加强原产地规则和供应链审查。
这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执法正在从美国港口和边境进一步向第三国工厂、供应商、物流企业和生产记录延伸。
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欧洲面临新的合规压力
此次报告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和欧盟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全球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零部件、资本关系和供应链来源的审查,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企业可能需要准备更加详细的生产资料。
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言,影响尤其直接。北美汽车、机械、电子设备和工业品供应链高度一体化,零部件可能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多次跨境。如果中国零部件进入墨西哥或加拿大后经过真实制造,其最终原产地需要根据具体生产工序和适用规则判断;如果只是经过仓储、换包装或简单组装,则更容易成为美国海关重点核查对象。
东南亚制造中心也面临类似情况。过去数年,大量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企业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扩大生产。美国强化原产地审核后,这些国家能否继续作为企业供应链转移目的地,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还将取决于企业能否证明当地存在足够的真实生产和本地增加值。
这可能促使部分企业进一步把设备、工序和供应商真正转移至第三国,而不仅仅改变最终出口地点。对于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的企业,即使已经把最终组装迁往其他国家,也可能需要提供更加完整的原料来源、采购合同和生产记录。
中国表示将维护自身经贸权益
针对美国扩大反转运审查以及第三国贸易安排可能涉及中国供应链的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反对任何一方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达成协议,也反对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表示如果出现相关情况,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北京关注的范围已经不仅是美国直接对中国商品征收多少关税,还包括美国是否可能通过与第三国签署贸易安排,限制当地企业使用中国零部件、中国资本或中国供应链。
对于已经在海外布局制造能力的中国企业而言,这一点具有直接影响。如果美国把更严格的原产地条件写入与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经济体的贸易框架,仅仅把最终组装环节转移到海外,可能不足以获得较低的美国关税待遇。
美国政府则把问题定位为现有关税制度能否有效执行。如果直接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承担高关税,而基本相同的商品经过第三国有限加工后即可获得较低税率,美国所建立的国别关税体系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华盛顿希望贸易伙伴承担更多原产地核查责任,并通过数据分析和事后追缴提高违规成本。
美国希望在原产地审查中进一步识别商品的生产来源、本地增加值和企业控制关系,而中方强调全球产业链已经高度融合,不应通过第三国贸易安排限制中国企业正常参与国际生产和投资。
美国原产地审查向供应链深处延伸
白宫此次把企业所有权、融资关系、零部件来源、生产环节和物流历史同时纳入“中国关联商品”的识别指标,使美国海关的审查范围进一步深入供应链内部。
对于美国执法部门而言,这种做法有助于发现只通过更换包装、运输路线或报关文件改变原产地的商品。但正常国际生产同样可能包含大量中国零部件,中国企业也已经在多个国家建立真实生产设施,美国企业本身长期以来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商。
因此,实际执法将取决于美国如何界定“中国关联”与“非法转运”之间的边界。如果商品仅仅因为存在中国资本或中国零部件就接受更严格审查,跨国企业可能面临更长的清关时间和更高的文件成本;如果海关把重点放在生产工序、本地增加值以及申报真实性上,则企业是否能够证明第三国存在真实制造活动将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关税成本仍然首先由进口环节承担。特朗普政府认为,提高关税并加强反规避执法可以保护美国制造业、增加联邦收入并推动生产回流;美国进口商则可能通过更换供应商、重新设计供应链或者调整销售价格来吸收新增成本。
对进口商和跨国制造企业而言,白宫此次行动最直接的变化将体现在原产地证明和供应链记录上。美国海关今后可能要求企业提供更完整的零部件来源、生产工序、本地增加值、企业所有权和运输记录,并对高风险进口交易进行更严格核查。对于在墨西哥、加拿大、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使用中国零部件或中国资本进行生产的企业,能否证明当地存在真实制造活动,将直接影响商品进入美国时适用的关税待遇。美国此次扩大反转运审查,将直接提高部分进口商和跨国制造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时的原产地证明和合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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