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头条综合报道 进入2026年，中国改革开放已接近半个世纪。过去数十年间，中国从相对贫穷的经济体成长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大规模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私人财富增长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长期超过9%，近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 这段历史构成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背景和海外经历的中国人认可现行政治体系的重要现实基础。对于经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高速发展阶段的人来说，国家发展的结果直接反映在住房、收入、就业、交通、消费和家庭资产上。一个家庭可能在几十年里经历从物质相对匮乏到购买住房、汽车、接受高等教育、出国旅行和积累私人财富的变化，政治制度也因此容易通过现实生活接受评价。高速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轨道交通和制造业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判断。对工程师、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来说，长期项目能否执行、产业政策能否连续推进、社会能否保持基本秩序，都可能成为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标准。部分人由此更加重视稳定、长期规划和执行效率，即使对具体政策存在不同意见，仍然认可过去数十年的总体发展结果。

但财富和教育水平提高之后，中国社会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持续多年的现象：部分企业家、高净值人士、知识人士和专业家庭开始把子女教育、长期身份、住房、金融资产和家庭生活向海外配置。2025年全球财富迁移数据预计，中国净流出约7800名拥有至少100万美元可投资财富的高净值人士，相关迁移者持有的可投资财富约559亿美元，中国当年高净值人士净流出规模仅次于英国。 到2026年，新的全球财富流动研究不再单纯按照每年迁出多少百万富翁排列国家，而是从税收、法治、资本流动、生活质量、家庭安排、国际通达性和地缘政治稳定等多个维度观察富裕家庭的长期选择。中国在这一框架中被列入存在较明显结构性财富流动压力的经济体。中国仍是全球重要的新财富创造来源，但资本管制、税务复杂性、国际通达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生活和资产多元化需求，继续推动一部分富裕家庭建立跨国安排。

这使中国受教育和富裕群体的制度评价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很多人在中国完成教育、职业发展和财富积累，对中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治安环境、产业能力和政府执行效率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又不愿把家庭未来全部集中在中国。企业继续在国内经营，孩子可能长期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接受教育；收入主要来自中国，家庭又可能取得海外永久居留身份；国内保留公司和住宅，同时将部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配置到新加坡、北美、欧洲或其他市场。全球富裕家庭本身正在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种跨司法辖区安排。2026年的财富流动研究显示，高净值人士正在把居留权、国籍、投资和商业利益分散在多个国家，以提高家庭国际流动能力并降低单一市场风险。 对中国家庭而言，教育、商业、税务、医疗、旅行便利和资产配置都可能推动这种选择；当子女教育、长期身份、核心资产和全家居住安排同时向海外延伸时，这种高成本、长期性的行为也反映出家庭对政策可预期性、财产安全、个人选择空间和未来风险的判断。

这种变化尤其容易出现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企业家最关心市场是否扩大、供应链是否完整、劳动力是否充足、企业能否赚钱；普通专业人士更关心能否找到工作、提高收入、买房和改善家庭生活。当财富已经形成，关注的问题开始增加：已经获得的资产能否长期保存，私人企业未来面临怎样的监管环境，资本能否按照家庭需要进行全球配置，孩子在哪里接受教育，家庭需要怎样的身份安排，事业能否跨越不同国家继续传承。对个人权利更加重视的人，还会把信息获取、公共表达、学术环境和政府权力边界纳入长期生活选择。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回答了财富和机会能否被创造的问题，富裕家庭今天的跨境安排则进一步提出财富、家庭和未来是否愿意长期集中在这里。两个问题处于人生和财富积累的不同阶段，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可以高度评价中国过去的发展，同时为自己的家庭保留海外出口。

受教育群体内部因此很难形成单一政治态度。有人把发展速度、国家能力、社会秩序和基础设施放在更高位置，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已经证明现行体系具有较强执行能力；有人更加重视公开表达、信息环境、产权保障、政策稳定和限制公共权力，希望生活在能够提供更多制度选择的环境中；还有大量家庭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方式，在中国工作、经商和获得收入，同时通过海外教育、身份和资产建立第二套家庭安排。高等教育增加了比较不同制度的能力，却不会自动决定最终选择。对于经历过物质短缺的一代人，今天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巨大改善；对于在城市化、互联网和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比较对象逐渐变成其他国家以及父母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他们更加关注毕业后能否获得理想工作、收入能否继续增长、住房是否负担得起、社会流动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未来能否获得超过上一代的发展机会。

从更长期看，只要中国政治制度在竞争性政治参与、公共表达、权力监督、规则可预期性和个人权利保障等方面没有出现能够改变这部分人长期预期的制度性变化，富裕家庭、公共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以及部分企业家的海外迁移和多重身份配置预计仍会持续存在。对这些拥有较强经济能力和国际流动能力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已经不是决定居住地的唯一因素；他们能够比较不同国家在财产保护、教育环境、信息自由、司法与行政权力边界、商业规则以及下一代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也拥有把这种比较转化为实际迁移的条件。更充分的民主参与、更透明和可预期的公共权力运行以及更稳定的个人权利保障，如果未来能够形成，可能提高部分人才和财富长期留在国内的意愿；在这些条件发生明显变化之前，海外身份、子女教育和资产分散仍会被一部分家庭视为降低政治、经济和家庭长期风险的工具。与此同时，民主制度本身也不会消除富裕人口跨境迁移，美国等民主国家同样存在高净值家庭寻求第二居留权和全球资产配置的趋势，因此中国未来即使发生政治制度变化，财富迁移也不会完全消失，真正可能改变的是其中由制度安全感、政治权利和长期政策预期推动的部分。

这种代际变化也使以发展成绩为基础的制度认同进入新的检验阶段。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就业扩张、房地产升值、创业机会增加和收入提高，让大量家庭形成持续向上的生活体验；进入增长模式调整阶段以后，就业、收入、房地产、私人企业信心、财富安全和年轻人的社会流动机会，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人们对治理表现的评价。对于选择留下的人，中国能否继续创造足够的工作和商业机会、维持社会秩序和提高生活质量，是决定长期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于已经拥有全球选择能力的人，中国能否让他们愿意继续把核心事业、主要资产和下一代长期留在国内，则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尺度。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认可现行体系，而企业家、专业人士和富裕家庭持续进行海外身份、教育和财富配置，也显示经济成功尚未消除人们对未来制度和家庭风险的不同判断。未来中国能否同时保持发展能力、提高政策可预期性、增强私人财富安全感、扩大个人发展空间并留住人才和资本，将直接影响经济成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更加长期的制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