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东段，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一片面积超过8万平方公里、至今没有完成双方共同划界的地区。中国将其中主要区域称为藏南，坚持相关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不承认印度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则以阿鲁纳恰尔邦名义实施行政管理，并坚持当地属于印度。目前，达旺、伊塔那噶以及东段大部分相关地区由印度实际管理。印度官方数据显示，阿鲁纳恰尔邦面积为83,743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普查人口约138.4万。

中印东段今天的实际控制范围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1914年，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会议期间与西藏地方代表形成麦克马洪线安排，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批准最终文件；1951年，印度将行政力量推进至达旺并建立实际管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重新进入达旺并继续向南推进，但在11月宣布停火后撤离战争期间进入的东段大部分地区。印度随后重新进入达旺，并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持续扩大行政、交通和军事体系。

1914年西姆拉会议留下了一条没有获得中印共同接受的边界线

1913年至1914年，英属印度、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会议。英国方面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在谈判过程中与西藏地方代表交换东段边界地图，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线路由此形成。这条线大体沿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包括达旺在内的大片地区被划在线的南侧。中国代表陈贻范参加会议，也曾在会议草案上草签，但中国中央政府随后拒绝批准相关安排；1914年7月形成的最终文本没有获得中国代表签署。

英国此后逐步把麦克马洪线写入英属印度有关边界文件和地图，但地图上的划线并没有立即转变为对整个地区的完整行政控制。达旺长期保持与西藏之间的宗教、人员和经济联系，达旺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寺院之一，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也出生于达旺地区。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曾加强对这一带的活动，但直到印度独立前后，达旺仍没有形成与今天相同的印度地方行政体系。

中国和印度后来分别沿用了两套不同的历史依据。中国认为，西藏地方当局无权单独同外国决定涉及中国领土的边界，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批准西姆拉相关安排，因此麦克马洪线不能成为中国接受的正式国界。印度1947年独立后则继承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界主张，并把麦克马洪线作为处理中印东段边界的重要依据。此后的中印交涉并没有消除这一根本分歧。

1951年印度进入达旺，地图上的主张开始转变为行政控制

印度独立后的第四年，达旺的实际管理发生变化。1951年2月，印度官员拉伦瑙·鲍勃·卡廷率人员进入达旺，其中包括阿萨姆步枪部队。印度随后在当地建立行政机构，并把对东北边境的管理进一步向北推进。公开历史资料记载，卡廷进入达旺后，当地原有行政安排被印度方面取代，达旺从此进入印度持续管理范围。

此后十年，印度逐步把达旺以及周边地区纳入东北边境行政体系，设立行政机构并增加边防部署。1954年，新德里重新调整当地行政组织，将相关地区纳入东北边境特区体系。这一时期，中印之间尚未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最终国界，两国在东段和西段同时存在边界分歧。东段涉及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南大片地区，西段则涉及阿克赛钦。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境关系迅速恶化。中国修建连接新疆和西藏、经过阿克赛钦的公路后，西段问题进一步突出；1959年西藏局势变化及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后，两国政治关系明显下降。印度随后推行前进政策，在边境增加哨所，中国也加强前沿军事部署。此前主要通过外交照会和边界交涉处理的问题，逐渐转变为双方军队直接接触。

1962年战争中，中国军队再次进入达旺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战争全面爆发，战事同时在西段阿克赛钦和东段东北边境地区展开。东段战斗开始后，中国军队突破印度前沿防线，印度陆军第4步兵师于10月23日撤离达旺，中国军队次日进入当地。第一阶段作战随后一度停止，但双方没有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1月中旬军事行动再次扩大，中国军队越过达旺继续向南推进，印度在色拉和邦迪拉方向的防御相继被突破。

印度军队随后继续向喜马拉雅山南麓和阿萨姆平原方向撤退。东段战争范围已经远远超过达旺，中国军队一度控制印度此前实际管理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在西段，中国继续控制阿克赛钦主要地区。1962年战争因此同时改变了中印边境两端的军事状态，但东段和西段最终出现了不同结果。

11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公布部队后撤安排。随后，中国军队陆续撤出达旺、色拉、邦迪拉以及战争期间进入的东段大部分地区，向北撤回。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重新进入达旺，恢复此前的行政体系。西段阿克赛钦则继续由中国控制。战争结束后出现的这一东西两段不同的控制范围，此后成为中印边界长期存在的现实状态。

1962年的西藏交通条件远不及今天。中国军队从西藏高原向南进入喜马拉雅山南坡，需要经过海拔较高的山口维持长距离补给，冬季气候又进一步增加运输难度；印度一侧向南则连接阿萨姆平原，可以依托东北部的道路、铁路和机场组织后勤。战争后期，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支持。有关1962年战争决策的历史研究还涉及当时中美、中苏关系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国际背景，因此中国最终停火撤军通常被置于军事目标、后勤条件和国际环境共同变化的背景中考察。

中国撤军后，印度把重新恢复的控制转变为长期行政体系

印度重新进入达旺后，没有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种以边境行政人员和少量部队为主的管理状态，而是在随后数十年不断扩大地方治理体系。1972年，印度将东北边境特区改设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7年2月，又将其升格为邦，建立邦政府和邦议会，并以伊塔那噶为首府。中国当时对印度设邦提出反对，并一直不承认这一行政区划。

随着时间推移，印度在当地建立县级行政机构、法院、学校、医疗机构、电力和通信网络，公路逐步连接达旺、伊塔那噶和阿萨姆平原。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记录阿鲁纳恰尔邦人口约138.4万，当地由多个民族和部族群体组成，包括尼西、阿迪、门巴、阿帕塔尼和米什米等。达旺及西部地区仍保留明显的藏传佛教文化，达旺寺继续是当地主要宗教中心。现有官方人口统计没有可靠数据支持“当地超过一半居民由印度其他地区迁入及其后代组成”的说法，因此不能将这一比例作为确定事实使用。

进入21世纪后，印度进一步加强通往中印边境的交通和军事保障体系。连接阿萨姆与达旺的道路长期受到高海拔、降雪和山体灾害影响，印度政府因此持续修建公路、桥梁和隧道，并升级机场及直升机设施。2024年3月投入使用的色拉隧道位于通往达旺的重要路线，可提高冬季道路通行能力，并改善印度军队向达旺方向运输人员和装备的条件。

中国在西藏一侧也大幅提高交通和后勤能力。青藏铁路以及西藏境内后续铁路、公路和机场建设改变了高原运输条件，靠近边境地区的道路网络不断延伸。1962年战争时期制约双方行动的交通条件因此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印目前都能够比六十多年前更迅速地向高原和边境地区调动人员、车辆和物资。

达旺成为中印东段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达旺不仅具有边境军事位置，还拥有重要的藏传佛教历史联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出生于这一地区，达旺寺与西藏佛教体系长期保持联系。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前往印度时，也经达旺进入印度控制地区。这些历史和宗教因素使达旺在中印东段问题中具有超出普通边境城镇的政治和象征意义。

印度则不断强化达旺与本国东北行政体系的联系。印度政府官员和政治人物多次前往当地，中央和邦政府持续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军队也长期在达旺及周边地区部署。中国政府对于印度高级官员访问相关地区曾多次提出交涉，并坚持这些活动不能改变中国的领土主张。

中国外交部2024年再次明确表示，藏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外交部则坚持阿鲁纳恰尔邦属于印度。2026年4月，在中国公布新一批藏南标准地名后，印度外交部再次拒绝接受中国有关主张。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仍然相反。

从边境军事对峙转向长期谈判

1962年之后，中印没有再次发生同等规模的全面边境战争，但实际控制线附近多次出现军事对峙。1993年和1996年，两国签署维护边境和平、限制前沿军事活动的协议；2012年，又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处理边境管理以及前线沟通问题。

2020年6月，中印军队在加勒万河谷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均出现人员伤亡。此后，两国在西段多个地区增加兵力和装备，并举行多轮军长级会谈和外交磋商。2024年，中印就德普桑和德姆乔克等地区巡逻安排取得进展，部分前沿部署随后进行调整。印度政府2025年向议会确认，双方此前已经就上述地区的巡逻安排达成协议。

2025年8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新德里举行第24次会晤。双方决定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下设立专家组，研究边界划定相关工作，同时继续加强边境管理和军事沟通。印度外交部公布的会谈结果还包括探索在条件成熟地区推进划界工作的安排。

2026年8月6日，第36次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双方审议实际控制线地区总体情况，并就边界划分、边境管理和跨境合作进行讨论，同时同意继续使用外交和军事渠道处理边境事务、减少误判。此次会议没有公布新的东段边界线，也没有涉及达旺行政管辖权调整；会议议程继续集中在边境管理、沟通机制和后续边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