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9月13日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系统列出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六类国家安全风险，其中首先提出的是对政治安全环境的影响。陈一新警告，深度伪造、AI生成内容和自动化信息传播工具可能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发动舆论战和认知战，从而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直接威胁。

这篇题为《全面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文章，是中国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近年来对人工智能风险较为系统的一次公开阐述。陈一新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要领域和大国战略博弈的新赛道，同时提出中国需要在继续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把安全监管、数据保护、网络防御和政治安全纳入统一治理框架。

陈一新列出的第一类风险是人工智能对政治安全环境的系统性影响。他称，截至2026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已经超过5亿，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利用AI生成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的成本迅速下降，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批量制造和传播。陈一新认为，这种能力一旦被用于制造政治谣言、煽动对立或开展认知战，将直接影响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部分国际媒体因此将陈一新的表态概括为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不过，从陈一新发表的原文看，他没有直接使用“人工智能威胁中共执政”这一表述，而是将风险具体界定为“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他在治理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互联网和数据领域的领导，并将人工智能治理纳入中国整体网络与数字治理体系。

政治安全之后，陈一新将网络攻击列为第二类重要风险。他认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正在提高漏洞发现、恶意软件开发和自动化攻击能力，使网络攻防进入更加自动化的阶段。随着攻击工具的技术门槛和使用成本降低，能源、通信、金融、交通以及政府信息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面对的网络攻击风险可能进一步上升。

第三类风险集中在数据和情报安全。陈一新指出，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自动化网络爬取、数据挖掘和人员画像，境外情报机构可能利用这些工具搜集国家关键数据、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他同时提到，中国国内部分用户在使用境外人工智能产品时可能上传敏感资料，使数据跨境流动和信息泄露成为新的安全问题。

另外三类风险分别涉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垄断、社会治理以及军事竞争。陈一新认为，部分国家通过芯片出口限制、技术管制、行业标准和封闭技术生态维持优势，可能扩大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工智能能力差距；算法黑箱、数据偏差、隐私滥用以及自动决策责任不清，也可能使现有法律和监管体系面临压力。军事领域则正在发生更直接的变化，人工智能已经逐渐参与情报处理、目标识别、辅助决策和作战支持，算法能力开始影响现代战争的信息获取和打击效率。

针对这些风险，陈一新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专项法律法规建设，强化算法安全、数据保护、伦理和隐私方面的监管。他还主张加快算力芯片、开发框架和应用软件等关键技术研发，提高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的自主能力。

这套政策思路显示，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已经同时覆盖产业发展、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既被视为产业升级和科技竞争的重要力量，也被纳入政治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军事安全体系。国家安全部此次把政治安全放在六类风险的第一位，使信息生成和传播能力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一个突出关注点。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国际层面对“人工智能威胁论”采取了不同的表述。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应有关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认为中国AI发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问题时表示，人工智能发展关系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散播威胁叙事和进行恶性竞争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

两套表述分别针对不同层面的安全问题：在国内治理层面，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强化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政治、数据、网络和军事风险的防范；在国际层面，北京则反对将某一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本身定义为安全威胁，并继续主张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治理规则。随着模型能力继续提高，如何在技术发展、信息管理、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之间建立新的边界，正在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政策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