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很少有国家能够复制的阶段。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新加坡自2013年以来则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之一。2024年两国货物贸易额约1700亿新元，占新加坡全球货物贸易约13%；截至2025年，新加坡对中国累计投资约2230亿新元。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广州知识城等合作项目，已经分布在中国不同经济区域。

与此同时，新加坡军队仍然保留着始于1975年的赴台湾训练安排。

这种同时存在了数十年的经济与安全关系，构成了新加坡对华交往最特殊的一面。一个2025年居民人口中73.9%为华人的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中国”，并继续维持早于中新建交15年的台湾军事训练安排。

理解这种看似复杂的关系，需要回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的东南亚。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成为独立国家时，周边政治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越南战争正在扩大，冷战覆盖整个东南亚，马来亚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活动。中国当时支持亚洲部分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得到中国支持的马来亚共产党也不承认新加坡独立。李光耀后来回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媒体曾把新加坡政府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新当时不存在外交关系，北京与新加坡之间首先面对的是意识形态和安全问题，而不是后来占据双边关系中心位置的贸易和投资。

新加坡还面对另一个更加特殊的问题。

这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却位于以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其他东南亚民族为主体的地区。新加坡如果把自己的国家身份建立在中华民族政治认同之上，不仅可能加剧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也可能增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邻国对新加坡政治方向的疑虑。

因此，新加坡建国后逐渐形成了一条延续至今的原则：华人文化构成新加坡社会的重要基础，但新加坡的国家身份必须独立于中国。

这种背景也影响了新加坡早期处理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方式。

新加坡从未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双方很早就建立了密切的非官方往来。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人口密集，本土难以提供陆军装甲、炮兵和大规模机动部队需要的纵深训练空间。197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台湾方面领导人蒋经国达成军事训练安排，新加坡武装部队开始赴台湾训练，后来通常被称为“星光计划”。

这项安排形成时，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交，距离1990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还有15年。

台湾能够提供新加坡本土无法提供的大面积山地、装甲机动和实弹训练条件。此后新加坡也不断扩大海外训练体系，在澳大利亚、文莱、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安排不同类型的军事训练。台湾由此成为新加坡海外训练网络中历史最悠久的地点之一。

中新关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

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在此之前，邓小平已经访问泰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当时已经完成早期工业化，吸引大量跨国公司进入，在港口、住房、城市规划、外资管理、工业园区和公共行政方面形成了一套适合亚洲城市国家的发展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准备把国家发展重点逐渐转向经济建设。

李光耀后来回忆，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后重新认识了中国与周边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也逐渐停止对东南亚共产党武装活动的支持。原来阻碍中新关系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随之消退。

两国关系随后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过去被中国政治宣传批评的新加坡，开始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1985年，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受邀担任中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参与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和旅游等方面的咨询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又公开提出借鉴新加坡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新加坡成为东南亚较晚与北京建交的国家之一，同时确认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建交四年后，两国开始了一项后来远远超出普通外国投资项目意义的合作。

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启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

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吸引外资阶段。苏州项目不仅建设道路、厂房和城市基础设施，新加坡还向中国方面输入招商、园区规划、公共服务、企业管理和城市治理经验。大量中国官员和管理人员赴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外交部门后来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赴新加坡参加不同考察和培训项目的中国官员已经超过5万人。

苏州工业园区产生的影响因此超出了苏州本身。

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并不缺少土地，也不缺少劳动力，真正需要建立的是能够让国际资本长期运行的工业园区制度、城市基础设施、行政服务和招商体系。新加坡提供了一套已经在亚洲环境中运行过的样本。中国地方政府随后根据自身制度和市场规模进行调整，一些园区规划、招商和行政管理经验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

中新合作的内容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发生变化。

2008年，中新天津生态城启动。此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快速工业化带来的能源消耗、污染和城市扩张问题越来越突出。双方合作重点由早期工业园区转向绿色建筑、节能、城市规划、水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2015年，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启动。合作范围不再集中于建设一个工业园或者一座新城，而是转向金融服务、航空、物流、信息通信和国际运输网络，并进一步推动中国西部通过陆海新通道连接东南亚。

广州知识城随后上升为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合作方向集中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知识产权和人才发展；深圳智慧城市合作则进一步进入数字经济和城市治理领域。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与江苏、四川、山东、辽宁、浙江、天津、广东和上海建立省市级经贸合作机制，并参与四川高科技创新园、南京生态科技岛、吉林食品区等项目。

从苏州工业园区到天津生态城，再到重庆互联互通项目，这条时间线与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阶段基本重合：早期需要工业化、外资和园区管理经验，随后面对城市化和环境压力，再进一步转向现代服务业、区域连接、数字经济和跨境贸易。

新加坡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也需要放在这个范围内理解。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自身改革、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全球贸易以及国内市场扩张。新加坡不足以决定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发展方向。但新加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阶段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外部样本：它是亚洲社会，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拥有成熟市场经济和国际资本运行经验，同时在行政管理和政府主导发展方面又与欧美自由市场模式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组合使新加坡经验在中国改革初期具有特殊参考价值。

35年后的经济数据体现了这种关系的发展程度。新加坡政府202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新加坡同期也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国。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后续升级进一步扩大了服务业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

但经济关系的不断加深没有终止新加坡与台湾的长期联系。

199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后，新加坡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和既有军事训练安排。2017年，新加坡外交部再次公开表示，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以及与香港、台湾的交往均建立在其一个中国政策及1990年建交时达成的相关谅解基础上。

“星光计划”也继续存在。

2026年公开信息仍显示，新加坡军人在台湾进行训练。台湾方面同年出现的新加坡部队在台湾南部训练信息，也再次表明这一持续半个世纪的安排尚未结束。

与此同时，新加坡并没有把与台湾的训练关系发展成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对抗关系。

2026年9月5日至9日，新加坡海军赴中国广东湛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部战区海军举行“中新合作”海上联合演习。就在同一个月，新加坡武装部队还赴印度尼西亚参加“超级加鲁达盾牌”多国演习，与多个国家军队共同训练。

台湾、中国大陆、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因此同时出现在新加坡的军事交流和海外训练体系中。

这一结构与新加坡过去六十年的外交路径具有连续性。

新加坡没有因为人口主体是华人，就把国家安全政策与中国大陆绑定；也没有因为长期在台湾训练，就停止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或者拒绝与中国军队合作。文化、经济、安全和外交被放在不同层面处理。

这也是中新关系与许多国家对华关系最大的不同之一。

中国对新加坡而言既不是一个普通的遥远大国，也不是可以按照民族血缘定义的“祖国”。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大量来自中国南方，但独立后的新加坡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国民身份、政治制度、外交利益和安全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国文化和语言上的接近降低了交流成本，却没有消除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边界。

这种边界反过来成为两国长期合作能够持续的重要条件。

苏州工业园区可以建立，是因为新加坡愿意把自身发展经验投入中国，而中国愿意从一个人口和面积远小于自己的国家学习；台湾训练可以延续，是因为新加坡没有把与北京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转换成对既有安全安排的全面替代；中新海军可以在湛江举行联合演习，则表明双方仍然能够在存在不同历史关系和安全伙伴的情况下发展军事交流。

新加坡与中国六十年的交往最终形成了一种少见的亚洲关系：文化联系很深，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国家身份却始终分开。

1965年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必须证明，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仍然可以成为独立的东南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加坡则证明，保持这种政治独立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深入的参与者之一。

苏州工业园区和台湾训练场看起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同时存在于新加坡的国家战略中超过30年。

前者记录了新加坡如何参与中国经济崛起，后者保留了新加坡建国初期形成的安全安排。两条历史线最终指向同一个特点：对于新加坡而言，华人文化提供了历史联系，但没有替代国家利益；与中国大陆不断扩大的合作，也没有要求新加坡把自己的外交、安全和国家身份重新定义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条界线从新加坡独立初期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