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6日，北京。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来到《炎黄春秋》杂志社。

当天正值企业报税期限，胡德华陪同财务人员返回办公室处理财务事务，却遭到已经进驻杂志社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人员阻拦。双方随后在办公区和财务室附近发生争执。

现场视频中，胡德华站在办公室内，要求进入杂志社的人员离开。

“办公室是我们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进来？”

随后，他继续要求对方离开。

胡德华当时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的父亲胡耀邦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此时，《炎黄春秋》的接管已经开始。

十多天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调整杂志社领导班子。长期担任社长的杜导正被撤换，胡德华等原有负责人也失去原职，新的管理人员随后进入杂志社。

原编辑团队拒绝接受这一安排。

2014年，《炎黄春秋》主管主办关系发生变化后，杂志社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签署协议，原编辑团队继续保留编辑、人事和财务方面的自主权。

到了2016年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原有安排不再继续，重新任命杂志社领导层，并开始接管办公场所、财务和网站等资源。

7月15日，接管人员进入杂志社。

7月17日，杜导正署名发布停刊声明。原编辑团队宣布停止出版，并表示此后任何以《炎黄春秋》名义出版的刊物都与原编辑团队无关。

几天后，胡德华回到杂志社。

他站在办公室里，与已经进驻的人员正面发生冲突。

站在这里的人，是胡耀邦的儿子。

而《炎黄春秋》背后，同样聚集着一批在中共党内拥有资历的老干部、党史研究者和知识分子。

《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长期担任社长的杜导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杂志长期刊登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及政治人物回忆文章，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官方出版物中较少展开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胡耀邦、赵紫阳、改革年代的政治变化、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曾出现在这本杂志的文章中。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曾与《炎黄春秋》留下联系。

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时，习仲勋题写：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十五年后，习近平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先后前往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视察，并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他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几个月后，《炎黄春秋》原有领导班子被整体撤换。

过去二十多年里，这本杂志一直处在一个特殊位置。

它不是体制外出版物，创办者、编辑和支持者中有大量中共老干部；它讨论的也不是与中共毫无关系的话题，而是中共自身的历史。

这种身份让《炎黄春秋》长期拥有一块特殊的生存空间。

一些经历过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反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老干部，把自己亲历的历史写进杂志。许多在其他公开出版物中很少出现的材料，也通过《炎黄春秋》保存下来。

到了2016年，这层保护开始失去作用。

杜导正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胡德华是胡耀邦之子。

杂志背后还有一批党内老人和改革派知识分子。

这些身份都没有阻止接管继续进行。

7月26日，胡德华陪同财务人员进入杂志社，与接管人员发生激烈争执。

工作人员一度无法正常进入财务室，警方随后到场协调。

胡德华要求进驻人员离开，原编辑团队最终没有重新取得办公场所的控制权。

此后，《炎黄春秋》原班人马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抗争。

杂志社对中国艺术研究院提起诉讼，但相关诉讼没有改变接管结果。

新的编辑班子继续以《炎黄春秋》的名称出版刊物，原编辑团队则公开表示不予承认。

从1991年创刊到2016年，原来的《炎黄春秋》走过了25年。

2001年，习仲勋为它写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2016年，习近平执政第四年，原编辑班子被撤换。

同一年，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站在杂志社办公室里，一遍遍要求接管人员离开。

接管没有停止。

办公室还在，杂志的名字还在，曾经写稿、审稿、校对、争论过的人，却陆续离开了。

那些经历过反右、文革和改革年代的老人，曾把一段段没有被遗忘的历史写进这本杂志。二十五年后，他们最终也成了这本杂志历史的一部分。

胡德华没有守住那间办公室。

杜导正和原来的编辑们也没有再回来。

北京城里，《炎黄春秋》三个字依然可以被印在封面上。

只是从那以后，翻开它的人，再也见不到原来那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