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当时29岁，恩格斯27岁。此后近两个世纪，共产主义从一种欧洲政治理论进入现实世界，影响了俄罗斯、中国以及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仍然没有在任何现代国家成为现实。

原因可以从马克思自己的文字中寻找。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提出，到了那个阶段，旧有社会分工造成的束缚将消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将消失，劳动不再只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财富大量涌流，最终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段话实际上包含了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困难。

它要实现的，不只是改变土地、工厂和资本归谁所有，也不是简单地把私人财富变成公共财富。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设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最终必须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人为什么工作。

在现实社会中，人工作有很多原因。有人为了收入，有人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有人为了获得更大的住房、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有人愿意冒险创业，是因为成功以后可以获得回报；有人愿意学习十几年成为医生、工程师或者科学家，是因为职业理想之外，还存在收入、声望和个人发展的激励。

这些动机并不高尚，也不一定卑劣。它们只是现实中的人。

共产主义最高阶段却要求社会最终走到另一个状态：一个人的劳动与个人所得之间可以越来越脱离直接联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贡献，而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得资源。马克思能够使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劳动本身最终成为人的生活需要。

问题也由此出现。

如果一个人付出更多劳动、承担更多风险、创造更多成果，并不因此获得更多物质回报，那么维持额外努力的动力从哪里产生？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按需分配”，那么什么叫“需要”？一套住房是需要，两套是不是？普通汽车是需要，更好的汽车是不是？如果两个人能力相同，一个每天工作十小时，一个只愿意工作六小时，谁来判断他们是否都已经“各尽所能”？

只要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必须依靠另一项条件才能运行：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主要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劳动和消费，而能够长期、自愿地按照社会整体需要行动。

这才是共产主义与现实人性之间真正的冲突。

所谓“人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现实世界中每天都有父母对子女的无偿付出，有陌生人之间的帮助，有志愿者，有慈善，有人在灾难中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别人。人类显然具有合作、同情和牺牲能力。

但一个由几亿甚至十几亿陌生人组成的国家，不能按照家庭的方式运行。

家庭成员可以知道彼此需要什么，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社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无偿照顾自己的孩子几十年，却不能因此推导出数亿人都会以相同方式对待所有陌生人。人类既能够合作，也会追求个人利益；既能够奉献，也会偷懒；既有人愿意牺牲，也有人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

能够长期存在的制度，必须在这些人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运转，而不是先假设其中一部分最终会消失。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真正困难的地方。

它并没有首先解决人的利益冲突，而是把解决利益冲突的希望放到了未来：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物质足够丰富；社会条件改变以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的发展达到更高阶段以后，今天围绕财富、职业和分配产生的大量冲突将逐渐失去基础。

但即使物质比19世纪丰富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人的欲望也没有停留在19世纪。

一个人在基本食物得到满足以后会需要更好的住房；住房满足以后会需要教育、旅行、医疗、娱乐、社会地位以及更加稀缺的服务。过去只有少数人拥有汽车，后来汽车大量普及，人们又开始区分车型、品牌和性能；手机普及以后，并没有因为“人人都有手机”而终结差异，人们仍然选择不同品牌、配置和价格。

生产力提高可以解决过去的某些稀缺，却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

因此，“物质极大丰富”本身也不能自动把人带进按需分配的社会。只要人的欲望能够随着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稀缺就不会因为社会更加富裕而彻底消失。

一旦稀缺仍然存在，就必须决定谁得到什么。

如果市场和个人选择不能完成这种分配，就只能由某种组织替社会作出决定。工厂生产多少，住房分给谁，哪些行业得到更多投资，哪些商品应该增加供应，谁能够获得更加稀缺的资源，都需要有人决定。

于是原本试图消灭财富支配关系的制度，又面临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分配者本身也是人。

取消私人资本家的利益，并不会取消人的利益。管理国有资产的人会有自己的利益，负责住房分配的人会有自己的利益，制定生产计划的人会有自己的利益，掌握干部任免和公共资源的人同样可能追求地位、权力和家庭利益。

私有财产可以通过法律取消，自利动机却不会随着一纸命令消失。

20世纪实行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因此反复遇到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把长期短缺、企业预算约束过软以及行政配置资源等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他后来也强调，慢性短缺并非由单一原因造成，还与限制私人企业、限制竞争和价格体系扭曲等因素共同相关。

这与共产主义最初试图解决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反差。

理论希望减少私人利益对社会的支配，现实却无法消灭利益本身；理论希望最终摆脱商品和金钱关系，现实却仍然必须寻找办法判断什么应该生产、生产多少以及谁应该得到；理论希望随着阶级消失减少支配，现实中的公共资源却仍需要具体的人掌握和分配。

问题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1945年，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需要的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人手中，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构能够天然掌握全部地方知识。消费者今天突然喜欢什么、某个地区缺少什么、哪种原料价格正在变化、一个工厂究竟应该增加还是减少生产，这些信息不断变化。价格机制的作用之一，就是让大量彼此并不认识的人根据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仍然回到了同一个核心问题：现实社会是由真实的人组成的。

真实的人掌握不同的信息，拥有不同的能力，有不同的家庭，也有不同的欲望。他们可能合作，也可能欺骗；可能努力，也可能懒惰；可能愿意为公共利益牺牲，也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任何制度只要准备长期运行，就必须把这些可能性全部计算进去。

资本主义当然存在严重问题。财富可能高度集中，劳动者可能受到不公平待遇，垄断可能形成，经济危机可能发生，贫富差距也可能扩大。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很多批判因此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

但发现一种制度存在问题，与证明另一种理想制度能够运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共产主义最吸引人的地方恰恰也是它最困难的地方：它设想一个没有阶级剥削、物质极大丰富、劳动成为自觉需要、每个人充分发展并能够按需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

如果人真的能够普遍达到这个状态，很多制度问题当然都会自然消失。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

如果建立一种制度之前，必须先等待人们不再那么在意个人收入，不再那么在意私人利益，不再利用权力谋取好处，不再因为付出和回报不同而改变劳动积极性，并且能够自觉判断自己的“需要”应该到哪里停止，那么真正支撑这套制度的已经不是制度，而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存在巨大差异的“新人”。

一个好的制度通常采取相反的思路。

它不假定官员不会滥权，所以设计监督；不假定企业家不会逐利，所以设置法律；不假定市场永远公平，所以需要反垄断和社会保障；不假定普通人永远无私，所以允许个人利益存在，同时通过规则约束个人利益损害他人。

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让并不完美的人共同生活。

共产主义最高阶段却把许多最困难的问题放在了一个尚未出现的未来社会中：生产力会高度发达，劳动会成为生活需要，传统利益冲突会弱化，最终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从1875年马克思写下这一设想到2026年，已经过去151年。

世界的生产能力发生了马克思无法想象的变化。飞机、抗生素、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继出现，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19世纪。但人的利益、欲望、家庭责任、身份差异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没有因此消失。

这才是检验共产主义最值得观察的地方。

问题不在于马克思29岁时没有见过飞机，也不在于恩格斯27岁时不知道互联网。年轻并不能证明理论错误，科技进步也不能自动否定19世纪的思想。

真正严厉的检验来自178年的现实：技术改变了，生产力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但共产主义最终成立所需要的那个关键前提——一个能够普遍摆脱现实利益约束，并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条件下持续运行的社会——至今没有出现。

共产主义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等待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暂时困难，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制度悖论：它要求先出现能够普遍超越私人利益、物质欲望和权力诱惑的人，然后这种制度才能真正运行；但现实制度存在的意义，恰恰是约束并协调这些始终存在的人性因素。生产力可以继续增长，人工智能可以继续进步，社会财富也可能越来越丰富，但只要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能力、欲望、利益和选择的差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无法成为一个覆盖整个社会、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最终社会形态，不是尚未等到实现的未来，而是一个永远无法在真实人类社会中实现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