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日在爱尔兰多恩贝格谈及人工智能发展风险时表示，美国目前在AI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他希望继续领先中国。在美国科技界近期有人提出放慢最先进AI模型开发速度、为安全测试争取更多时间的背景下，特朗普没有支持全面降低研发速度。他表示美国已经具备相应监管和安全手段，并把保持对华技术优势列为继续推进AI发展的重要理由。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使美国当前人工智能政策面临的核心取舍更加明确：随着模型能力快速提升，政府需要处理AI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同时又担心过度限制国内企业会影响美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位置。

要求放慢AI发展速度的声音此前首先来自产业内部。Anthropic首席执行官Dario Amodei在9月12日提出，希望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降低前沿模型能力提升的速度，为安全研究、测试和治理措施留下更多时间；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和埃隆·马斯克随后也支持加强相关安全措施。支持减速的一方关注的是模型能力快速提升后可能出现的网络攻击、生物安全、自动化决策和失控风险，而特朗普关注的另一个现实条件是，美国无法单独决定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如果美国企业受到更严格的研发限制，而中国实验室继续推进下一代模型，美国目前拥有的领先优势可能缩小。这也是“中国因素”进入美国AI监管决策的直接原因。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政策判断中的重要变量，与过去一年中美前沿模型能力迅速接近有关。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和中国开发的领先模型自2025年初以来多次交换性能排行榜上的领先位置。2025年2月，DeepSeek-R1曾短暂达到美国最先进模型的水平；截至2026年3月，美国表现最强的模型在相关综合测试中领先中国最强模型约2.7个百分点，过去一年双方差距持续保持在个位数。报告据此认为，中美领先模型之间过去较为明显的性能距离已经大幅缩小。与此同时，斯坦福也提醒，现有AI测试存在题目质量、测试污染以及针对排行榜进行优化等问题，因此2.7个百分点主要反映特定评测体系下的模型表现，无法单独代表两个国家完整的人工智能实力。

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产业体系后，美国仍然保持多项重要优势。斯坦福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机构推出59个具有代表性的AI模型，中国为35个，美国仍是全球最主要的顶级模型开发中心。在资金方面，美国私人AI投资规模约为中国的23倍，大量资本持续进入基础模型、芯片、云计算和数据中心建设。报告同时指出，单纯比较私人投资会低估中国的整体投入，因为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和其他公共资本在人工智能产业中承担了更重要的作用。大型模型的研发需要长期投入先进芯片、电力、数据中心和工程人才，因此美国在资本市场、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全球领先实验室方面形成的优势，仍然为其保持前沿模型领先提供支撑。

中国的竞争能力则建立在另一组基础上。斯坦福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在AI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数量等指标上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中国在全球高引用AI论文中的占比也持续提高。庞大的工程人才、制造业体系和国内应用市场，使中国企业能够把人工智能迅速用于工业、机器人、互联网服务以及其他商业场景。DeepSeek等模型的出现进一步显示，中国实验室已经能够在先进计算资源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通过模型架构、训练效率和开源方式缩小与美国前沿模型之间的性能距离。美国目前仍拥有更多具有代表性的顶级模型和更高影响力的部分AI专利，中国则拥有更大的科研产出规模和快速扩张的工程应用体系，中美竞争因此已经从单纯比较某一个模型的性能，扩大到人才、算力、资本、科研和产业应用能力的长期较量。

北京在安全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也显示，中国并未把技术发展与安全治理完全分开。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美国科技行业关于放慢AI发展的相关意见时表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给予同等重视，并已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对风险分类、技术防范和综合治理措施进行调整。中国同时主张人工智能治理通过多边机制推进，并强调各国共同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中国今年7月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文件也提出，对前沿模型建立必要安全措施，加强风险预警、分类管理和人类控制。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目前都在同时推进AI发展和风险管理，差异主要集中在监管力度、国际技术流动以及如何避免安全措施影响本国竞争能力。

特朗普9月13日的表态因此发生在一个已经明显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几年前，美国在最先进大型模型上的领先较为明显，而到2026年，中国顶级模型已经能够在多项测试中接近美国水平。美国仍拥有更强的私人资本体系、更多领先模型以及更成熟的高端计算基础设施，但模型性能上的缓冲空间正在缩小。当竞争双方的前沿模型只相差几个百分点时，美国政府如果要求本国实验室较长时间停止或明显降低研发速度，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同时考虑竞争对手继续推进所产生的影响。这使人工智能安全监管越来越难脱离国际技术竞争单独制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16日呼吁各国加强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督，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则认为，AI实验室本身已经具有足够动力投入安全建设，不需要通过行业协调方式统一降低研发速度。中国方面继续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美国政府则把保持技术领先置于人工智能政策的重要位置。随着中国前沿模型持续缩小与美国的性能差距，华盛顿在制定AI监管政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安全风险和国际竞争压力。未来美国的监管重点更可能落在模型安全测试、部署规范、先进芯片和关键技术控制等具体环节，同时继续允许主要实验室推进下一代模型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