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6日，星期六，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

胡耀邦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人员开会。当时，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已经经过多次修改，等待最后审定。

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沈宝祥带来了这篇文章的清样。胡耀邦接过稿件，认真审阅后表示：“我看可以了。”随后，他又提出两处修改意见。

沈宝祥记下修改内容，带回中央党校。几天后，这篇文章正式付印。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料，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文稿，将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争论。而胡耀邦在那个星期六作出的决定，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值得后人记住的一个瞬间。

两年前，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历了政治运动、批斗和人生变故，许多冤假错案仍然没有得到纠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重新判断过去发生的一切，但政治上的障碍依然存在。

1977年2月，官方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意味着，即使某项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只要它曾经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就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威，仍然凌驾于对事实的判断之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对此深感忧虑。他开始撰写文章，试图从哲学上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判断一项理论、一个决定是否正确，究竟应该依据权威的讲话，还是依据客观事实？

这篇文章后来经过《光明日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共同修改。杨西光、吴江、孙长江等人先后参与，最终形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中的“唯一”两个字，具有特殊的政治分量。

过去，人们习惯于从领袖讲话和官方文件中寻找判断是非的依据。如今，这篇文章却明确提出，任何理论都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没有可以凌驾于实践之上的绝对权威。

这实际上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摆到了所有人面前：如果实践证明过去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否也应当承认并纠正？

胡耀邦十分清楚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他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也参与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他见过大量因政治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知道思想禁区与现实中的冤屈有着怎样的联系。

他先后两次审阅这篇文章，并同意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再由《光明日报》面向全国公开刊登。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光明日报》将文章刊登在头版，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当天转发全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纸相继转载。

短短几天，一场讨论从中央党校扩展到全国。

反对的声音也迅速出现。

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在“砍旗”，有人认为它动摇了毛泽东的权威。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政治立场决定理论的是非，而这篇文章恰恰要求人们把事实放到政治权威之前。

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后，当晚便有上级领导打电话严厉批评。此后的争论继续升级，胡耀邦本人也受到指名批评。

5月13日，文章公开发表仅仅两天后，胡耀邦再次在家中召集理论工作者开会。

据沈宝祥回忆，面对已经出现的政治压力，胡耀邦说了一句话：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他没有因为批评而撤回文章，也没有要求编辑人员停止讨论。此后，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继续组织理论文章，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公开争论。

这场争论逐渐超出了哲学讨论的范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质疑过去被奉为绝对正确的政治判断，也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条件。

回望1978年，令人感慨的是，那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新闻出版受到严格管理，言论自由远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口，仍然有大学教师敢于撰文质疑既定结论，有报纸总编辑敢于把敏感文章放上头版，也有胡耀邦这样的高级官员，愿意为挑战政治教条的文章承担责任。

这几个人的立场与命运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做了一件共同的事：让事实重新拥有了挑战权威的可能。

胡耀邦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辞去这一职务，1989年4月15日去世。他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悼念，也成为1989年春天中国政治风波的重要背景。

然而，比起后来那些波澜壮阔的政治事件，1978年5月6日的那个下午，反而更能让人看见胡耀邦身上某种难得的品质。

那一天，他面前没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没有需要发表的政治宣言，只有一份等待审定的文章。

他完全可以选择谨慎，可以要求作者删去最敏感的观点，可以让文章继续留在内部刊物中，也可以让编辑人员无限期地修改下去。

但他选择让它发表。

一位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影响，有时就体现在这样微小的决定里。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是否愿意允许别人质疑权力，往往比他发表过多少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更有分量。

1978年那场争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即使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思想的禁区也曾被人主动打开，权威的判断也曾被置于事实面前接受检验。

遗憾的是，这样的开放并没有成为不可逆转的制度保障。此后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空间仍经历多次收紧，1978年所展现的勇气，也越来越值得今天的人们回望。

那张经过胡耀邦审定的清样已经成为历史文献。纸上的文字并不复杂，却留下了一个始终没有过时的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连检验权力是否正确的自由都没有，又该由谁来纠正权力犯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