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5日，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判处中国艺术家高兟有期徒刑三年。让这起案件受到国际关注的，并不只是刑期本身，而是一件已经创作十多年的雕塑：毛泽东双膝跪地，双手放在腿前，低着头，呈现出忏悔者的姿态。

这件2009年前后完成的作品通常被称为《毛的罪过》或《下跪忏悔的毛》。高兟与弟弟高强组成的“高氏兄弟”没有把毛泽东塑造成通常出现在中国公共空间中的伟人形象，而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成为一个面对历史、低头忏悔的人。

如果只从雕塑的视觉形式出发，它无疑是一件具有强烈政治批判意味的作品。但如果把这尊跪像放回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国历史，它所表达的内容并非凭空构造。

从反右运动扩大化、大跃进以及随后发生的大饥荒，到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执政后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决策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深重的后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历史灾难以及毛泽东本人承担的重要责任，并不只是海外历史学家、人权组织或者毛泽东批评者作出的判断，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正式历史文件同样留下了明确结论。

也正因为如此，高兟让毛泽东在雕塑中“跪下”，真正触及的问题并不是艺术家是否喜欢毛泽东，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对数以千万计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对重大历史灾难负有责任的政治领袖，能不能成为艺术审视、批判甚至要求其忏悔的对象？

中共自己的历史决议已经承认毛泽东时代发生了严重灾难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去世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的最重要官方结论之一。

关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决议承认，当时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随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又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过程被打断。

决议进一步写明，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当时中苏关系变化，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换言之，即使完全采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官方历史叙述，也无法把这场灾难简单解释为自然灾害。

人口学界对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存在不同估算，具体数字至今仍有差异，但“死亡达到数千万规模”已经成为大量人口学和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判断。《英国医学杂志》刊载的研究综述曾根据人口重建估算约3000万人死亡，并将这场饥荒称为主要由人为政策造成的灾难，认为毛泽东对其承担最大的政治责任。

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继续研究究竟死亡了多少人，可以讨论中央领导层、地方干部、征粮制度、人民公社化、浮夸风和自然条件分别承担多少责任，却很难绕开一个基本事实：大跃进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发动的全国性政策运动，而当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党内开始试图调整时，对彭德怀的批判又延长了错误政策持续的时间。

文革的责任更加明确：毛泽东发动并领导，官方认定其负主要责任

如果说大跃进时期还涉及经济政策、地方执行、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那么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结论更加直接。

1981年历史决议明确写道，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明确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进一步认定：“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这几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并不是毛泽东政治对手在政权更迭以后写下的个人指控，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毛泽东去世五年后正式通过、此后长期作为官方历史评价基础的文件。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样没有一个能够覆盖全国所有地区的最终统计数字。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Andrew Walder通过分析2200多个县市地方志和内部调查资料，估算1966年至1971年间约有110万至160万人死亡，2200万至3000万人遭受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另一项针对1520部县志的研究估计，农村地区死亡人数约为75万至150万，大量死亡发生于政治清洗和恢复地方权力秩序的过程中。

在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被批斗、监禁、殴打和迫害的教师、知识分子、干部和普通居民，被迫停课的学生，被摧毁的家庭，被破坏的文化遗产，以及在持续政治运动中失去正常教育和生活的一代人。

毛泽东本人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地方暴力的直接实施者，文化大革命也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地方权力冲突以及林彪、江青等人的作用。但作为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最高领导人，他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并不能因此消失。事实上，中共1981年的历史决议已经作出了这一判断。

一尊跪像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高氏兄弟的雕塑没有试图用文字重新书写大跃进或者文化大革命。他们选择了更加直接的艺术语言：让毛泽东跪下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跪”具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它可以代表认错、谢罪、悔过，也可以意味着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最终必须面对受害者和历史。

因此，这尊雕塑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毛泽东的姿势本身，而是它重新安排了历史人物与普通人的位置。

在现实中的毛泽东时代，是普通人向权力低头；在高氏兄弟的雕塑中，位置被倒转了——曾经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人跪了下来。

这样的艺术表达是否尖锐，可以有不同审美判断；是否喜欢这种表现方式，也完全可以因人而异。但它表达的历史基础并非艺术家捏造。大跃进造成重大损失、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严重灾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负有主要责任，这些内容甚至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正式历史决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跪像并不是把一个没有历史责任的人强行塑造成“罪人”，而是艺术家把现实历史责任转化成了一个视觉形象：既然数以百万乃至数以千万计的人因为错误的政治运动付出了生命、自由、家庭和人生的代价，那么发动和推动这些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是否应该向这些人低头？

高氏兄弟给出的答案，是让毛泽东跪下。

高兟最终却因为这些作品被判刑

高兟现年70岁，后来移居美国并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2024年8月，他回到中国探亲期间在河北三河被拘留，此后一直被羁押。2026年3月，案件进行了闭门审理；8月25日，三河市人民法院宣布其“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成立，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高兟决定提出上诉。

案件涉及的不只有《下跪忏悔的毛》。高氏兄弟此前还创作过《毛小姐》系列，以及由多个具有毛泽东特征的人物举枪面对耶稣的《枪决基督》等作品。这些作品长期围绕毛泽东时代、政治权力、个人崇拜以及历史暴力展开。

法院认定这些作品侵犯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中国近年来建立起一套保护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的法律体系，相关刑事条款可以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判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高兟此次获得的正是这一罪名下的最高有期徒刑刑期。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艺术家不应因为挑战官方历史叙事或者促使公众重新思考历史而遭受刑事处罚，并要求撤销高兟的定罪。

案件由此出现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与法律交叉点。

中国官方历史文件一方面已经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承认它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并承认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当一名艺术家把这种历史责任转换成一尊“跪地忏悔”的毛泽东雕塑时，这种表达又进入了刑事法律保护“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范围。

毛泽东既有历史功绩，也不能因此免除对灾难的责任

完整评价毛泽东，当然不能只截取他执政后期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1981年的历史决议同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共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官方至今仍然维持对毛泽东总体肯定的历史评价。

但政治人物具有历史功绩，与其是否需要为后来造成的灾难承担责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在某一历史阶段建立过功绩，并不能使后来因其重大错误而遭受迫害或者死亡的人自动消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也无法改变大跃进中的饥荒、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以及个人崇拜和权力高度集中曾经真实发生。

如果评价历史只能保存功绩，而不能表现责任，那么留下来的就不再是完整历史。

高氏兄弟没有要求所有人接受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他们做的是艺术家最传统的事情之一：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制作成一个可以被观看、赞同、反对甚至批评的形象。

在《下跪忏悔的毛》中，毛泽东没有被从历史中删除，也没有被重新虚构。他依然是那个曾经拥有巨大政治权力的人，只是雕塑把另一部分历史带到了他的面前——那些因为政治运动失去生命、自由、尊严和家庭的人。

面对这样的历史，让毛泽东跪下，是高氏兄弟给出的艺术判断。

而支持这尊跪像最沉重的材料，不是艺术家的想象，而是已经发生过的大跃进、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在1981年历史决议中留下的那句话：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而毛泽东对这场全局性、长期性的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

因此，高兟案真正值得被记录的，不只是一名70岁的艺术家被判了三年监禁。

它还留下了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当一个政治领袖造成的重大历史灾难已经能够被官方文件承认，艺术是否还有权进一步追问责任，并用一尊跪像表达那些在正式历史文字中无法呈现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