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正在向进口企业退还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大量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交给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截至7月31日，约1000亿美元退款已经完成计算和认证，并交由美国财政部支付。随着资金陆续到账，沃尔玛、塔吉特、家得宝、亚马逊等大型企业近期相继在财报中确认数亿美元至数十亿美元的退款或应收款。

这场规模罕见的退款也带来了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此前美国消费者购买服装、鞋类、电子产品、家居用品和其他进口商品时，不少商品价格曾受到关税影响，如今政府把钱退了回来，这些消费者能不能把当初多付的钱拿回来？

目前来看，大多数人不会收到一张来自美国财政部或者零售商的退款支票。

原因首先在于，美国政府征收关税时，真正向海关缴钱的并不是商店里的消费者，而是进口商品进入美国时登记在报关文件上的进口商。海关系统可以清楚知道哪家公司进口了哪一批商品、缴纳了多少关税，因此法院裁定相关关税缺乏法律授权后，政府也能够根据原来的报关记录把钱退给缴税企业。

消费者承担关税成本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一双鞋原来卖100美元，进口关税增加之后可能涨到105美元，也可能继续卖100美元，由企业自己压缩利润；供应商可能主动降低出厂价格，零售商也可能把关税与运输、人工、仓储和其他成本一起重新计算。最终摆在货架上的价格，并不会注明其中有3美元还是5美元属于关税。

因此，即使政府能够确认某家公司当初缴纳了10亿美元关税，也很难进一步判断其中究竟有多少钱已经通过数以亿计的商品交易转移给了具体消费者。

这正是此次退款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政府可以准确找到当初缴税的进口商，却很难找到最终承担部分成本的每一名消费者。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20日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相关关税缺乏法律授权。特朗普政府此前以毒品流入以及长期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依据，对来自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贸易伙伴的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最高法院认为，这部法律虽然赋予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实施部分经济限制的权力，但没有明确授予总统自行征收关税的权力。

裁决之后，美国海关开始建立大规模退款系统。截至7月底，约1286.8亿美元潜在和已经认证的退款进入处理程序，其中约1000亿美元已经完成认证并转交财政部支付。

退款规模迅速反映在美国大型企业的季度财报中。

沃尔玛第二季度确认接近29亿美元相关退款，这笔资金明显提高了公司的营业利润。沃尔玛同时表示，公司正在继续降低部分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第二季度实施的降价项目超过1.1万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29亿美元会全部按照消费者过去的购物记录重新发放。部分退款用于价格调整，部分则直接改善企业当期利润和经营结果。

塔吉特第二季度确认9.94亿美元退款，仅这一项就增加约7.52亿美元净利润，并使公司毛利率明显提高。塔吉特表示，过去一年已经降低超过1万种商品的价格，但同样没有建立根据过去消费记录逐笔返还现金的机制。

家得宝获得约7.3亿美元退款，TJX约3.31亿美元，罗斯百货约2.53亿美元，劳氏约8000万美元。仅这六家大型零售商披露的金额，合计已经接近53亿美元。

亚马逊第二季度收到约6.4亿美元退款。与普通零售商品不同的是，亚马逊部分订单曾经单独向消费者列出进口费用。如果一笔费用能够明确对应到某个订单，公司可以沿着原来的付款路径退回；但对于已经包含在商品整体价格中的关税成本，则很难重新计算消费者到底承担了多少。

FedEx和UPS的情况更加清晰。国际包裹运输中，关税有时会作为单独费用出现在客户账单上，物流公司代客户向海关缴纳。FedEx披露，其现金中约有8亿美元属于需要返还客户的关税退款。由于每张运单都有具体付款人和金额，这部分钱可以直接找到原来的客户。

这也说明，消费者能不能直接拿到退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税当初是如何收取的。

如果账单上明确写着“进口关税10美元”，退款相对容易；如果关税已经和商品成本、企业利润、运输价格以及市场定价混在一起，退款就很难再按照个人重新拆分。

关税究竟有多少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也不能简单用一个比例概括。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2025年的进口数据估算，外国出口商只承担了较小部分关税成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合计承担的比例接近九成。这并不是说九成关税全部转化成了零售价格，因为美国进口商、制造企业和零售商本身也承担了其中一部分。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今年公布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追踪终端价格变化，估算约四分之一左右的关税最终传导到了消费者价格。剩余成本可能表现为企业利润下降、供应商让价、采购结构变化或者其他经营调整。

这种差别在大型零售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尤其明显。

对沃尔玛、塔吉特这样拥有庞大供应链和议价能力的企业而言，几十亿美元退款可以用于降价、促销、提高利润或者重新投资。但对部分小型进口企业而言，这笔钱只是补偿此前已经发生的损失。

明尼苏达州婴儿用品企业Busy Baby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公司获得约5万美元退款，但在关税实施期间，公司没有能力把全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涨价后销量下降，企业一度依靠约14万美元信用卡债务维持经营，并裁掉约一半员工。退款到账后，公司主要用这笔钱偿还债务，而不是形成额外利润。

因此，同样一美元退款，在不同企业手中的意义并不相同。有的公司此前已经通过涨价转移了部分成本，有的公司自行承担了大部分关税，还有企业同时承受了销量下降、库存积压、融资利息和供应链调整费用，而这些间接损失并不会由海关一并赔偿。

真正引发法律争议的，是那些曾经明确以关税上涨为理由提高商品售价、如今又从政府取得大额退款的企业。

消费者已经针对耐克、亚马逊、Costco等企业提出多起拟议集体诉讼。原告希望法院解决一个过去很少出现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曾经因为关税提高商品价格，而这项关税后来被法院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企业又从政府拿回了税款，那么消费者此前承担的那部分成本是否也应该返还？

针对耐克的诉讼称，公司此前曾把部分鞋类价格提高5至10美元、部分服装提高2至10美元。消费者认为，如果这些涨价能够证明与后来被退还的关税直接相关，公司继续保留全部政府退款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企业则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计算方式。零售价格并不是“商品成本加关税”这么简单，它同时受到供应、需求、库存、竞争、运输和人工成本影响。即使关税最终被退回，也并不意味着企业此前所有涨价都能够精确对应到关税，更不意味着企业没有自行承担其他损失。

因此，这些案件真正困难的地方并不是证明企业拿到了退款，而是证明某名消费者购买某件商品时究竟因为这项关税多支付了多少钱。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已经要求苹果、亚马逊、耐克、塔吉特、沃尔玛等公司披露缴纳关税、获得退款以及调整商品价格的具体情况。她认为，如果消费者此前承担了部分关税成本，企业获得退款后应通过降价或者其他方式让消费者分享相应收益。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则把重点放在政府财政层面。他指出，这些钱此前已经作为关税收入进入财政部，最高法院裁决迫使政府将资金退给企业，因此目前大型公司获得的巨额退款，是关税被推翻之后产生的直接结果。

这场退款的影响已经不仅体现在企业财报中，也开始改变美国联邦财政数据。仅今年7月，美国政府支付的关税退款就达到约334亿美元，甚至超过当月约248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最现实的结果仍然不会是一场全民现金退款。

未来几个月，一部分影响会通过沃尔玛、塔吉特等零售商降价体现出来；明确收取过进口费用的亚马逊订单、FedEx和UPS包裹，可以按照原来的交易记录退钱；部分企业会把退款用于偿还债务、增加员工薪酬或者恢复经营；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会直接留在企业利润和资产负债表中。

至于消费者过去已经购买的商品是否需要重新计算价格，目前仍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则。

正在进行的集体诉讼最终可能决定一个影响数千万消费者的问题：当一项后来被法院认定没有法律授权的关税已经进入商品价格，而政府随后把钱退给了进口商，消费者曾经承担的那部分成本，是否也能够成为一笔需要返还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