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北京，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从下一年的丙午科开始停止乡试和会试，各省岁试、科试同时停止。

这道命令关闭了一条延续千余年的国家考试道路。此后不再通过乡试产生新的举人，也不再通过会试产生新的贡士进入殿试。1904年举行的甲辰恩科因此成为中国最后一科传统会试和殿试，刘春霖成为最后一位状元。已经取得的举人、贡生、生员等身份并没有被同时取消，清廷要求对这些人“分别量予出路”，随后仍通过优贡、拔贡、学堂、保举和其他办法处理旧功名群体的仕途。

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并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第一次发现科举存在问题。此前数年，清廷已经改革考试内容、取消旧式八股程式、建立新式学堂、颁布全国学制，还制定了学堂毕业生进入仕途的办法。甚至就在废科举之前，清政府原来的政策仍然是让科举继续举行数科，通过减少录取名额慢慢退出。

1905年发生的变化，是清廷最终放弃了这种渐进方案。

原因越来越集中在一个现实问题上：只要乡试和会试继续存在，传统功名仍然是读书人最成熟、最有声望的仕途道路，新式学堂就必须与一套已经运行数百年的制度争夺同一批学生。

到这一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重臣认为，不能再等十年。

科举为什么能够让中国读书人追逐上千年

理解1905年的决定，首先要理解清政府究竟放弃了什么。

科举并不是简单的一场考试。

它从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宋代以后不断制度化，到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一套高度成熟的人才选拔体系。清代读书人通常先经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也就是人们熟悉的“秀才”；生员参加乡试，中式成为举人；举人再参加会试，中式成为贡士；贡士参加殿试，最后取得进士身份。

真正能够一路考到进士的人比例极低，但科举影响的人远远超过最终进入官场的少数人。

一个家庭是否长期供养子弟读书，地方私塾和书院教授什么内容，一个读书人在乡里拥有什么身份和声望，都与功名紧密联系。即使只是取得生员资格，也意味着进入地方士人阶层；成为举人以后，社会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进入进士行列，则打开了进入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的重要通道。

科举同时帮助中央王朝把散布各地的读书人与国家连接起来。一个没有世袭官僚身份的男性，只要拥有教育条件并能够通过层层考试，理论上就存在取得功名甚至进入官场的机会。相对于完全依靠门第和世袭的选官方式，这种制度扩大了国家从地方社会吸收人才的范围，也形成了儒家经学背景下相对统一的官僚知识体系。

这条道路从来不是所有中国人的道路。正式科举长期主要面向男性，女性没有同等参加国家科举的制度资格；不同家庭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差异很大，长期读书和反复赴考本身也需要经济支持。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取中，会试同样存在地区名额安排，官员来源还包括荫生、捐纳、军功、保举以及旗人特定仕途。

但在传统读书人的世界里，科举仍然拥有其他道路难以替代的社会声望。

这恰恰成为清末改革最棘手的地方。

清政府希望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却不能要求一个家庭仅凭政府号召，就放弃已经运行数百年、回报和身份都十分明确的科举道路，转而把儿子送进前途尚未完全确定的新式学堂。

清廷最初想改科举，而不是废科举

19世纪后半叶，中国面对的国家事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军事训练需要新的武器和战术知识，外交需要熟悉国际关系和外国法律的人才，铁路、矿务、电报、财政、商业、工程和现代行政都需要专门训练。洋务运动时期已经出现外语、军事和技术学堂，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人才培养问题进一步进入晚清改革中心。

清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让科举本身发生变化。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科举考试一度进行大幅调整，八股取士受到冲击，策论和时务的重要性提高，京师大学堂也在这一时期建立。戊戌政变后部分改革被撤销，但科举改革并没有就此结束。

1901年清末新政展开以后，考试内容再次调整。到晚清最后几次乡试和会试，考生面对的已经不只有四书五经，也包括中国历史、政治以及外国制度和现实事务。

1904年的最后一科会试尤其能够说明这种变化。

那一科的考题已经涉及日本改革、外国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排华等现实问题；同年的殿试策问还谈到学堂、警察、外交、工艺、财政和军事。最后一代参加科举的考生，并不是仍然只坐在考场里按照旧式八股程式重复经书。

清政府已经在努力让科举适应时代。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仅靠更换考题解决的问题。

国家可以在一张试卷上询问铁路、外交或者外国政治，却无法依靠几篇策论培养铁路工程师、军事军官、法律人员、外语人才和现代财政官员。考试可以检验一个人知道多少，却无法代替几年系统的专业教育。

因此，清末人才改革逐渐从“科举应该考什么”，转向“国家应该在哪里培养人才”。

新式学堂开始从科举的补充，变成准备接替科举的制度。

新式学堂办起来以后，最难的问题不是学校，而是出路

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第一次按照全国体系规划近代学校教育。由于方案并未全面实施，清廷随后重新修订。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史称“癸卯学制”。从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堂直到大学，加上师范和实业教育，清政府开始建立一套有层级、有课程、有毕业标准的新式教育体系。

这时的中国当然还没有形成后来意义上的现代学校网络。许多地方没有足够的教师、经费和校舍，不同地区办学程度相差很大。但制度方向已经清楚：国家希望年轻人不再只为参加一次考试准备经史文章，而是在学校里接受多年教育。

真正影响读书人选择的，仍然是毕业以后怎么办。

科举的优势恰恰在这里。

一个士人知道中了乡试以后就是举人，中了会试以后可以参加殿试；一个家庭也知道取得这些功名意味着什么。新式学堂刚刚建立时，却必须回答学生最现实的问题：读完以后能够得到什么？

清廷于是开始把学堂毕业与仕途连接起来。

不同等级的新式学堂毕业生可以经过考试和考核取得相应奖励，部分制度甚至继续借用“举人”“进士”等传统出身名称。留学生回国以后也逐步建立考试和奖励办法。

清政府试图在旧道路旁边建立一条新的道路：

过去是读书、参加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现在逐步改成进入学堂、完成课程、毕业考核，再取得任官资格。

可是只要旧道路继续开放，新道路就很难成为读书人的首选。

1903年的京师大学堂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

当年乡试临近，大学堂不少学生请假赴考。王仪通在年底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作序时记载，临近乡试时，请假者达到很高比例；有人中举以后不愿继续留校，没有中举的人中也有人因失意而无心学业。由清政府重点兴办的新式大学堂，仍然无法摆脱科举对学生的吸引。

这一现象比任何关于新旧教育优劣的争论都更加直接。

只要读新学堂的人仍然可以停下课程去参加乡试，只要一个举人身份仍然能够比新式学校毕业证书提供更加明确的社会地位，清政府就必须同时维持两套人才制度。

而两套制度争夺的是同一批读书人。

清政府本来准备让科举再存在大约十年

到了1903年至1904年前后，清廷已经准备让科举退出，但最初选择的仍然是渐进方式。

当时批准的方案，是将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分三科递减”。

按照传统科举三年举行一次的节奏，整个退出过程大约需要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科举录取人数逐渐减少，新式学堂继续扩张，等到旧制度最终停止以后，国家人才选拔再主要转向学校。

这种安排照顾了已经进入科举道路的读书人。

有人已经取得生员身份，准备参加下一次乡试；有人已经是举人，仍然等待会试；还有大量家庭已经投入多年教育成本。让录取名额逐渐减少，可以给旧士人和地方教育体系留下转向新学的时间。

1905年，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

这一年8月底，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联名奏请立即停止科举。

他们在奏折中明确提到，原来的安排是三科递减，约十年以后取士全面转向学堂。

但六位疆臣认为，问题恰恰出在这十年。

他们观察到，只要科举还有下一科，读书人仍然会等待通过考试取得功名，社会也会继续观望。地方私人办学意愿受到影响，而国家财政又不可能独自承担全国所有新式学校的建设费用。

奏折中最关键的判断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就仍然存在通过科第取得前途的期待。六位疆臣因此提出，与其一边办新学、一边让旧仕途继续吸引学生，不如立即关闭传统科举，把人才和社会教育投入真正推向学校。

这才是1905年废科举最直接的政策逻辑。

不是清政府突然发现八股文不好，也不是中国在某一天突然决定抛弃儒家教育。

清政府过去几年已经改过考题，也已经让科举吸收现实政治知识。真正让渐进改革走到尽头的，是科举本身仍然拥有强大的制度回报。

只要还有下一次乡试，下一次乡试就值得等待。

而只要值得等待，新式学堂就很难成为唯一明确的上升道路。

9月2日，一份十年退出方案变成立即停考

1905年9月2日，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廷正式批准这项奏请。

上谕先回顾此前已经批准乡试、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随后采纳袁世凯等人的理由，决定从丙午科开始停止乡试、会试，各省岁试和科试也同时停止。原定下一年举行的新一轮科举因此不再举行。

这道上谕没有让已经存在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突然失去身份。

过去取得的功名继续存在，清廷随后还为旧有举、贡、生员设计过渡办法。优贡、拔贡等考试没有在同一天全部消失，一部分旧学士人可以进入新式学堂，还有人通过保送、考试和其他任用途径继续寻找仕途。

但对一个尚未取得功名的年轻读书人而言，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过去，他可以从读书、童试开始，等待取得生员资格，然后参加乡试；成为举人以后，再赴京参加会试；最终进入殿试。

1905年以后，这条道路没有下一科了。

一个已经存在上千年的社会预期被切断：无论再怎样准备，国家都不会重新开放传统乡试和会试。

这也是为什么废科举的影响不能只从最后录取了多少官员来理解。

受到冲击的还有围绕科举生存的大量私塾教师、书院学生、地方士人以及已经为应试投入多年时间的家庭。

对一些旧读书人而言，消失的不只是考试

山西太原县举人刘大鹏留下的日记，让1905年的变化能够从一个普通旧学士人的生活中看到。

刘大鹏1894年中举，后来多次参加会试没有取得进士，又长期依靠教书生活。他不是掌握全国政策的朝廷重臣，也不是推动改革的著名知识分子，而是清末地方社会中数量众多的传统士人之一。

科举停废的上谕传到山西以后，他在日记中记录当地士人的失落。后来与同人谈到科举停止时，他留下了一句十分直接的话：“吾辈生路已绝”。

对刘大鹏这一类人而言，科举不仅是一条尚未走完的仕途，也与他们赖以生存的旧式教育联系在一起。学生不再准备乡试和会试，以教授应试文章谋生的塾师同样必须面对生源减少。已经投入几十年形成的知识结构，也不可能因为一道上谕立即转换成法律、工程、外语或现代财政知识。

但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以同样方式面对变化。

更年轻的一代已经拥有越来越多的新选择。

清末留日潮在1905年以前已经兴起。日本距离中国较近，留学费用通常低于欧美，明治维新后的学校、军队、法律和行政制度又成为清政府学习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各地师范、法政、军事、实业以及普通新式学堂继续增加。

科举停止以后，这些原来与传统仕途并存的道路获得了更大的制度空间。

过去读新学的人仍然可以在乡试临近时回去参加科举；1905年以后，新一代读书人不得不在学校、留学、新式职业和新的官员考试制度中寻找前途。

清政府想要达到的转向，由此真正开始发生。

科举停止了，新的人才制度却还没有建完

清政府关闭科举，并不等于1905年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新式教育和官员选拔体系。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癸卯学制正式颁行只有一年，各地学校仍在建设；教师严重不足，教材和课程还在统一；毕业生怎样取得任官资格仍在调整；留学生回国以后如何考试、奖励和任用也不断发生变化。

清政府正在尝试把过去的“读书—科举—功名—任官”，改造成“学校—毕业—考核—任官”。

但旧制度用了数百年才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新制度没有可能在几年内完全接替。

这也是1905年之后中国社会变化复杂的原因之一。传统士人出现分化，一些人进入学校和新式行政机构，一些人继续依靠原有功名活动于地方社会，一些年轻人赴海外求学，新式学生和留学生群体迅速扩大。晚清地方自治、预备立宪、新军建设、革命运动以及新的政治思想，也在同一时期发展。

这些变化后来都进入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社会，但1905年废科举不能被写成1911年革命的单一原因。

它所改变的是另一件更加基础的事情：

清王朝亲手停止了一套长期把读书、社会身份和进入国家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

而就在它试图建立替代体系时，留给这个王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904年，清政府颁行癸卯学制，同年举行最后一科会试和殿试，刘春霖成为最后一位状元。

1905年9月2日，清廷宣布从下一科开始停止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

1911年，清朝灭亡。

从全国新学制正式建立框架，到王朝结束，不过七年左右。

清政府最初准备让科举再用大约十年逐渐退出，最终却没有等到那个时间。它选择提前关闭旧道路，希望迫使人才、家庭和教育资源转向学堂。

1905年以后，中国再没有举行传统意义上的乡试和会试。

过去一个读书人从生员走向举人，再从举人走向贡士和进士的国家制度道路，就此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