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4日，约1.8万人的多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向北京推进。一天后，联军在北仓与清军交战，8月6日继续在杨村作战，8月14日进入北京。从天津到北京的行军只有数日，但对于一支需要携带粮食、弹药、炊具、饮水设备和伤员的军队来说，真正决定推进速度的不只有前线作战，还有车辆、船只、牲畜和大量人力。美国远征军留下的后勤资料显示，中国劳工被直接编入运输体系，有人装卸军用品，有人牵引运输船，有人随部队搬运装备；这些劳工获得报酬和食物，部分主要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驾驶车辆的中国车夫，还有获得1美元美国金币并配给米的记录。

就在外国军队雇佣中国人运输物资的同一时期，天津地方文献又留下了另一幅画面。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记载，当地居民前往战斗区域，给正在与外国军队作战的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和冰水。也就是说，1900年天津的街道、码头和战场周围，同时存在替外国军队搬运物资的中国劳工，也存在给中国军队送食物和饮水的居民。

这些看起来方向相反的行为，构成了庚子事变中很少被单独讲述的一部分。外国军队进入中国后需要大量运输和后勤人员，中国车夫、苦力、商人、基督徒、战俘和其他普通居民因此以不同方式进入战争体系。有人领取报酬从事运输，有人参与军事辅助和侦察，有人在武力控制下被迫劳动，也有人继续支援与联军作战的清军。外国军队的后勤记录、中国人的地方记述和占领时期资料共同留下了这些不同的战争经历。

几万人的军队北上，首先遇到的是运输问题

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第一支两千余人的多国部队从天津前往北京，原计划利用铁路迅速北上。沿途铁路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一面前进一面修复线路，后来不得不放弃列车。清军和义和团的阻击、交通中断以及补给困难最终迫使这支部队退回天津方向。美国方面的后勤研究记载，西摩尔部队曾尝试利用中国铁路人员和劳工维修线路，但在义和团活动区域，很难持续获得当地劳动力，外国水兵后来甚至需要自己驾驶列车和操作船只。

7月天津战事结束后，外国军队重新集结。8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推进时，参与行动的兵力和后勤规模都明显扩大。美国陆军资料记载，每个美军步兵团可以配置100名中国劳工，这些人随军携带炊具、烧水容器以及其他装备；另有中国劳工在塘沽和天津的铁路、货运地点装卸军用品，还有人沿北河牵引中国帆船，把补给向北运输。

这种安排首先来自19世纪末军队的运输条件。当时没有能够伴随部队长距离机动的汽车运输体系，铁路一旦遭到破坏，车辆、牲畜、河船和人力便成为最直接的替代方式。战斗部队越向北京深入，距离塘沽和天津的供应基地越远，饮水、食品、弹药和行李运输所需的人手也越多。码头工、车夫、船工以及熟悉当地道路和运输工具的人，由此成为外国军队可以直接利用的劳动力。

中国劳工确实获得报酬，但各军队和工种并无统一工资标准

美国远征军的资料明确写道，参与后勤工作的中国劳工获得报酬并得到食物。这足以确认1900年天津至北京军事行动中存在有偿雇佣关系。现有材料没有给所有劳工留下一个统一的日薪数字。能够落实到具体金额的一项记录，是操作车辆、主要替美国海军陆战队工作的中国车夫：资料记载他们获得1美元美国金币，并给驾驶者配给米。

这笔钱对应特定运输人员，不能扩大为所有中国苦力的工资，更不能作为各国联军共同执行的工资标准。搬运炊具的随军劳工、码头装卸工、牵引船只的人和驾驶车辆的车夫承担的工作不同，各支军队采用的后勤制度也不相同。

英国军队留下的劳工记录还存在另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英国此次远征的大量兵力来自英属印度，随军进入中国的还有规模庞大的印度后勤人员。依据英国官方军事资料整理的研究显示，约2.1万名军事人员从英属印度部署到中国，同时还有约1.37万名印度籍随营人员、苦力和车夫被运往中国。英文材料中出现的“British coolies”，相当一部分因此是跟随英印军来到中国的印度劳工，不能全部计算成天津或北京当地受雇的中国人。

中国劳工为其他国家军队工作的具体场景同样留下了影像。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一张1900年北京照片，档案说明记录中国苦力在德国士兵指挥下搬运重物。照片能够证明这一劳动场景确实存在，却没有提供这些人如何进入工作队、是否领取工资以及是否受到强制的信息。因此，仅凭这个中国人替外国士兵搬东西或拉车的画面，无法确定背后的劳动关系。

从搬运弹药到侦察阵地，部分中国人直接进入英军军事行动

外国军队与中国人的关系到了军事情报领域，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布朗长期生活在天津。1900年7月20日，英国中国远征军正式把他编入情报部门。布朗后来出版的《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记录了大量中国基督徒在天津战事和随后北上行动中的活动。

天津租界遭清军和义和团围攻期间，大量逃入租界的中国基督徒参加了防御区域的辅助工作。他们运水、搬食品、挖掘墓穴、搬运弹药，并承担许多体力劳动。布朗留下了一个明确数字：50名中国基督徒曾替英军搬运弹药。 还有中国传道人和其他人员尝试离开防御区，寻找清军火炮位置或穿过义和团控制区域传递消息，其中有人被捕，也有人此后没有返回。

这些中国基督徒此前已经处在义和团攻击之下。1900年华北多地发生教堂遭毁和中国教民被杀事件，大量教民逃入天津租界、北京使馆区以及教堂等有武装保护的地点。对于这一群体，外国军队同时控制着他们当时能够获得保护的部分区域。这种处境使部分中国基督徒进一步进入外国军队的运输、通信和情报体系。

布朗随英军准备从天津北上时，还雇用一名被他记作 Loh-chi-ming 的中国助手。布朗称此人毕业于“Peking University”。这里所指的是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创办的汇文书院，该校当时使用“Peking University”这一英文名称，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不同的学校。

与布朗同行的还有数名中国基督徒学生，他们被用于侦察。联军正式北上前五天，其中两名学生秘密前往北仓一带。途中，他们遇到20名此前在俄国铁路工程中工作的中国劳工。这批劳工因局势动荡准备返回天津以南的家乡，两名学生便混入其中，通过清军控制区域。

两人在北仓周边观察了河堤被破坏后形成的淹水区域、清军火炮数量和位置、铁路附近的壕沟以及道路情况。返回天津以后，布朗把他们带到英军司令部，印度测绘人员把获得的情报标入地图；第二天，英军军官再次前往前方观察，随后相关地图被印刷并交给参谋人员。

这些记录显示，中国人与外国军队之间存在不同层级的联系。车夫驾驶运输车辆、苦力搬运炊具、商人出售食品属于运输和商业活动；秘密调查清军炮位、壕沟和道路状况并将情报交给英军，则已经直接进入军事侦察体系。布朗记录的两名中国基督徒学生，是现有材料中身份、地点和任务都较为明确的案例。

联军运输队里的中国人，还有一部分根本没有选择

随着战斗继续，外国军队还把被俘人员直接投入运输工作。

布朗在联军向北京推进途中记录，一些清军士兵和身着相应服装的义和团人员被俘后，被十二人或二十人编成一组，负责牵拉运输船或者推动运送物资的独轮车，旁边有上刺刀的外国士兵看守。

到了北京占领时期，强征中国劳力仍然存在。研究美国占领区的历史学者Michael H. Hunt根据美军档案记载，美国远征军司令阿德纳·查菲到9月中旬下令停止强制征用中国劳工。美国占领当局随后要求居民恢复正常职业，并表示军队采购农产品时应支付合理价格。

进入外国军队运输和后勤体系的中国人处境并不相同。有人接受报酬从事运输，有人因宗教和安全处境参与辅助行动，有人承担军事侦察，还有战俘和平民是在武力控制下被迫劳动。

同一个天津，也有人给清军送食物和饮水

外国军队能够找到中国劳工，并没有让中国社会停止抵抗。

天津、北仓和杨村的战斗中，清军持续与联军交战，义和团也参加了天津及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8月5日北仓战斗和8月6日杨村战斗结束后，联军才得以继续向北京推进。

刘孟扬留下的天津地方记录把镜头从军队转向了普通居民。他记载，战斗期间“各处居民”前往前线，给练军和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品和饮料；另有记录称，给官军和义和团送食品者沿途不断。

这些居民与替外国军队拉车的劳动者可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来自相近的社会阶层。战争对每个人造成的处境却并不一样。有人家附近驻扎的是清军，有人原本靠外国租界、铁路或码头维持生计；有人参加义和团，有人的家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而遭义和团追杀；有人有牲畜和车辆可以继续做运输生意，有人则在战斗开始后迅速失去工作和住所。

义和团本身也同时具有两类直接影响。一方面，它参加了针对外国军事力量的行动；另一方面，义和团攻击外国人、中国基督徒、教堂，并破坏铁路和电报设施。这些行动改变了当地的交通、商业和社会关系，也使中国基督徒与外国军队之间形成了与普通车夫、商人完全不同的联系。

有人卖粮食给外国人，也有人被外国士兵抢走财物

战争并没有让商业活动完全停止。

北京使馆区遭围困期间，在局势短暂缓和时，仍有中国商贩把水果、蔬菜、鸡蛋和大米卖给被围困人员。美国方面的记录还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交易细节：部分中国商人坚持收取银块，因为他们担心外国军队如果最终失败，手里的外国货币可能失去价值。

北京被联军占领后，市场逐渐重新运转。Hunt根据美国占领区档案记载，到9月，当地商店重新开门，就业机会增加，城外农产品重新进入市场，一些生活物资价格随供应恢复而下降。美国占领当局同时宣布采购供应品时支付合理价格，希望恢复商业和城市秩序。

与这些付钱采购和商业交易同时发生的，是占领后的抢掠、征用和暴力。北京陷落以后，各国部队进入不同区域，住宅、商铺和公共机构遭到搜掠，军纪问题迅速成为各国指挥官需要处理的现实。美军档案中出现了禁止和惩罚抢掠、整顿巡逻以及停止强征劳工的命令；布朗等现场记录者也留下外国士兵寻找粮食、禽畜和其他物资，以及中国居民向军官投诉士兵进入住宅抢夺财物的记载。

因此，一个1900年的中国商人可能把蔬菜卖给外国士兵并收到银钱，另一个家庭的粮食或牲畜却可能在军事占领中被直接拿走。商业采购、强制征用和抢掠并存，是当时北京和天津战争经济的一部分。

北京居民观看外国军队经过的影像记录

1900年至1901年留下的北京照片中，中国居民和外国军队经常同时出现在道路、城门和市场周围。有的居民站在道路旁观看外国军队经过，占领后也有居民重新走上街道、开店和进入市场。这些影像记录下了当地居民与外国军队在城市空间中的直接接触。

现有照片能够确认居民驻足观看外国军队活动，也能够看到军事占领之后街道和市场逐渐恢复人员活动。照片没有留下围观者的身份、目的和个人态度。战争期间，观察军队动向、判断道路是否安全、寻找家人、准备恢复交易，都可能使居民出现在街道两侧。能够从影像中确认的，是这些具体场景本身。

一场战争里，普通人的选择没有统一方向

从1900年夏季的天津到北京，现存资料可以同时确认几类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人在清军和义和团一侧与外国军队作战，有居民给前线清军送食品和饮水；有中国基督徒在遭到义和团攻击以后进入外国军队保护区域，其中一些人替英军搬运弹药，另一些人进一步参与军事侦察；有车夫、码头工和其他劳工进入外国军队后勤系统并取得报酬和食物；有商人继续向外国人出售商品；还有俘虏和平民在军队控制下被强迫从事运输劳动。

外国军队本身也同时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物资获取方式：有正规雇佣和付款采购，也有军事征用、强迫劳役、抢掠和针对平民的暴力。所有这些行为交织在天津港口、北上的河道和道路以及后来被占领的北京街头。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各国在北京签署《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支付4.5亿海关两赔款，年息4厘，分39年偿还，并接受驻兵等一系列条件。

签署条约的是清政府官员和各国外交代表。此前一年中出现在天津码头、北仓阵地、杨村河道和北京街头的普通人没有出现在签字名单上：给清军送绿豆汤和冰水的居民、替外国军队拉车搬运的劳工、冒险侦察清军阵地的中国学生、遭义和团追杀的中国基督徒、继续营业的商人、被迫推车拉船的俘虏，以及在军事占领和抢掠中失去财物与家园的居民，都继续生活在战争留下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