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8月30日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表示，二十国集团成员应重新审视各自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条件，以降低全球贸易失衡，并推动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国内消费。贝森特直言，世界经济难以长期承受一个拥有约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美国政府同时准备推动G20就减少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形成共同声明，使中国贸易问题成为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贝森特此次表态的重点已经超出美中双边贸易。他认为，美国过去一年通过关税以及部分进口限制，大幅降低中国商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规模，但这些出口随后更多流向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如果只有美国提高贸易壁垒，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出口能力可能只是改变目的地，而不会明显减少全球贸易顺差。因此，贝森特希望其他主要经济体重新评估现有贸易安排，通过关税、市场准入规则或其他贸易政策向北京施加共同压力。

中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约1.2万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出口表现进入2026年后继续保持较强势头。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相对温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同期GDP增长4.7%。这一组数据使中国经济内部“制造业和出口较强、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的结构更加受到欧美政策制定者关注。

美国自身的对华贸易数据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被贝森特引用称，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降至739亿美元，比2025年同期减少约三分之一。特朗普政府认为，高关税和进口限制正在降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直接依赖，但贝森特同时指出，这种变化没有消除中国整体出口顺差，只是使更多中国商品转向其他市场。这也是美国希望把对华贸易政策从华盛顿单独采取行动，进一步扩大至G20框架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也被纳入这场政策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认为人民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低估，一些欧洲政策人士因此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缩小中国贸易顺差。贝森特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单纯依靠汇率调整不足以解决问题，中国部分产业获得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需求不足才是贸易失衡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因此美国更倾向于通过贸易政策迫使中国扩大国内消费和进口。

中国方面8月31日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加征关税措施，并表示中美应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基础上通过磋商解决经贸问题。中国商务部门此前也曾表示，贸易顺差本身不能直接被视为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与产业规模、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市场需求有关，同时指出中国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领域仍存在逆差。

中国商务部门公布的政策立场还提出，202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约占GDP的3.7%，认为这一比例仍处于可接受范围。北京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电池以及其他制造业产品出口增加，部分来自全球能源转型和产业需求扩大，不接受以商品贸易顺差规模直接认定中国存在系统性产能过剩。美中双方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判断：美国更关注中国制造能力、国内需求和庞大出口顺差之间形成的全球影响，中国则强调国际分工、竞争力和市场需求在出口增长中的作用。

贝森特选择在G20会议前公开提出这一问题，使未来贸易政策的关注点开始从“美国如何减少中国进口”转向“主要经济体是否会共同限制中国出口”。欧洲和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增量市场，如果更多经济体提高关税、强化反补贴调查或调整市场准入条件，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将发生进一步变化；如果G20成员无法形成共同立场，美国推动多边贸易协调的效果也将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仍在继续经贸接触。贝森特表示，双方还可能就部分非战略性商品降低关税，并继续就人工智能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他估计，两国各自可能有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非关键商品存在取消关税的空间。美国一方面试图推动G20共同处理中国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仍为部分商品降低关税保留谈判渠道，显示当前美中经贸关系正在形成更加细分的政策结构：战略产业和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上的限制可能继续增加，而部分普通商品贸易仍存在降低壁垒的空间。

中国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因此正在成为下一阶段国际经贸政策的重要变量。贝森特此次将问题正式带到G20层面后，关键已经落在其他主要经济体是否愿意采取协调行动。若欧洲、加拿大、日本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陆续调整对华贸易条件，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将不再主要来自美国市场；如果各国仍根据自身产业利益分别制定政策，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出口体系仍可能通过市场重新配置继续维持较高顺差。未来G20能否就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形成共同措辞，将成为观察这一政策方向的重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