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夏，在今天深圳市范围内、当时仍属广东省宝安县的粤港边境，大批居民从广东各地以及部分外省地区南下。他们聚集在通往罗湖、沙头角、梧桐山和边境山地的道路上，寻找越过边界进入英属香港的机会。有人穿过铁丝网和山地进入香港新界，有人被中国内地边防和地方人员拦截，有人抵港后被香港警察拘捕并经罗湖遣返，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避开检查，进入香港市区。

这场人口流动最集中的阶段从4月底持续到5月底。宝安县委1962年7月形成的报告称，大批人员外流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集中“堵截”等措施后逐渐下降。香港政府1962年年报留下了另一组可以相互对照的记录：5月23日，香港边境地区一天拘获5,620人，其中5,112人当天被遣返；约六周内，香港方面累计拘获并遣返超过62,400人。香港政府同时估计，仅5月份就有接近6万人成功避开边境检查进入香港。

这些数字共同指向1962年春夏粤港边境经历了一次规模异常的人口流动，却无法换算成一个精确的“逃港总人数”。中国内地档案、香港政府统计和后来英国政府使用的是不同统计对象，重复越境、被遣返后再次尝试以及未被任何一方发现的越境者，也使今天已经很难恢复一个完整的个人名单。

十万人次、六万多人被遣返、近六万人进入香港

宝安县委处理自由流动人口办公室1962年7月12日的《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报告》称，从4月27日以后，经宝安向边境移动的“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报告使用的是“人次”，记录范围也包括在宝安境内聚集、准备越境、被拦截或者后来返回的人，并不等于十万个不同的人全部越过边界。档案摘要显示，这批人员不仅来自宝安、惠阳和东莞，还包括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地，报告统计范围涉及62个县和全国12个省级地区。

广东方面在5月22日以后加强交通和边境控制，在石龙、龙岗等通往边境的节点设置堵截、收容和遣送环节。公开的宝安档案资料显示，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有51,395名外流人员被收容并遣送回乡。这个数字既包括尚未进入香港就被拦下的人，也可能包括已经被港英政府遣返、再次由内地接收处理的人，因此不能再与香港方面的遣返数字相加。

香港政府的统计口径则以进入香港境内后被发现的人为主。1962年年报记录，六周内有超过62,400人被拘获并遣返，而当局事后估计5月份另有接近6万人成功避开检查进入香港市区。英国政府1964年回顾这场事件时，又使用了“1962年全年超过10万名非法入境者”和“5月约7万人进入香港”等概数。这些数字来自不同时间形成的估算，并不完全一致。

人口流动本来就早于1962年存在。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1962年5月在下议院公布的数据称，从中国大陆合法进入香港的人数，1959年约3.5万、1960年22,270、1961年约2.9万；1962年前四个月约1万人。英国方面当时估计，1959年至1961年每年另有约2万至3万人非法进入。1962年春发生的变化，是原本持续存在的粤港人口流动突然在极短时间内急剧扩大。

逃港潮爆发前，广东已经经历数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1962年人口集中向南移动，与此前数年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连。

《广东省志·经济综述》所保存的数据表明，广东农业生产从1958年至1961年连续四年下降，其中粮食产量也连续减少。到1961年，广东农业人口年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80多公斤。这一时期正处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经济困难阶段，农村生产组织、粮食征购与分配制度经历剧烈变化，部分地区同时遭受自然灾害，城乡粮食和生活资料供应均受到影响。

广东并不是全国困难最严重程度完全相同的每一个地区，但当地粮食下降和居民生活恶化有地方统计支持。1962年春又正值青黄不接时期。宝安档案公开材料以及后来参与处理事件的地方干部回忆，都把惠阳、海丰等地的生活困难列为当时人员南下的重要背景。与此同时，城镇经济调整和精简职工也产生了新的流动人口。宝安县委相关材料记载，仅1962年前5个月，东莞就压缩城镇人口1,180人、精简职工8,773人，档案将这类不愿返回农村、希望另寻工作的人员列为逃港人群中的一部分。

边境另一侧的香港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1961年香港人口普查显示，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475,520人，占当时工作人口接近40%；到1962年，香港登记和记录的工厂已经增加到7,305家，纺织、制衣、塑料、金属制品以及建筑业持续吸纳劳动力。香港政府当年的工资资料显示，一般日薪工人中，非技术工每日约3至8港元，半技术工约7至10港元，技术工约8至21港元；建筑业因施工需求旺盛，非技术工日薪约达到10港元。

当时人民币与港币处于不同的工资、物价和商品供应体系，单纯按照汇率计算“香港工资是广东多少倍”会失真。但对生活困难中的广东居民而言，香港不断扩张的工厂、建筑工地、商业活动以及已经在香港工作的亲友，构成了可以直接看见或通过亲友书信和口述获知的就业机会。

离开的原因并不只有一种

宝安地方材料把粮食和生活困难、就业问题以及粤港收入差距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香港政府1962年年报也把当年的大量非法入境总体归因于经济压力。不过，香港政府的判断本身属于殖民地政府对移民问题的行政分类，无法代替每一个越境者自己的经历。

家庭联系同样构成重要背景。香港1962年年报记载，香港城市居民中相当一部分祖籍广东，宝安、东莞、惠阳等邻近地区长期是香港人口的重要来源地。英国政府1962年公布的合法移民规则也显示，当时妻子、子女和年迈父母与香港居民团聚，是获得入境许可的重要理由之一；广东居民持中国方面出入境证件进入香港，还受到每日配额限制。合法渠道存在，但能够进入的人数有限。

政治和社会环境也出现在部分逃港者的经历之中。个人成分、政治运动经历、家庭背景以及对未来处境的担忧，对某些人可能具有直接影响。英国政府后来说明，当被截获者提出可能因政治迫害而面临危险时，香港方面会进行个案调查。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越境人口中并非不存在政治原因，只是现有统计无法证明它构成所有人的统一动机。

对许多普通人而言，饥饿、收入、工作、家庭关系和个人处境本来也未必能够彼此分开。有人希望找到工作，有人想投奔已经在香港生活的亲人，有人不愿在精简之后返回农村，有人试图摆脱自身面临的政治或社会压力。1962年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是这些条件在同一时期叠加以后形成的结果。

他们从广东各地来到宝安，再翻山、穿越边界

1962年的“深圳”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深圳市。主要行政区划是广东省宝安县，“深圳”更多指深圳墟、深圳河及边境城镇一带。1979年宝安县才改设深圳市，因此把1962年的全部事件直接写成“深圳市居民逃港”，会把后来形成的行政概念提前几十年。

宝安县自身又并不是所有逃港者的原籍。公开档案显示，惠阳、东莞、海丰、广州等地都有人员南下。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在多年后的采访中回忆，当年大部分来到边境的人并非宝安本地居民。即使不采用这一回忆中的具体比例，宝安县委1962年的报告所列62个县已经足以说明，宝安首先是一条巨大的边境通道和集散地。

4月29日，宝安方面曾派出人员进入梧桐山调查。公开的档案摘要记载，当时山中发现三批约400人，其中一批300多人主要来自惠阳淡水地区，另外两批则有惠阳、广州、海陆丰和潮州等地人员。他们在山中等待夜色，再寻找机会向香港新界方向移动。相关调查还记录这批人员以17岁至40岁青壮年较多，但男女都有。通往边境的道路同时出现“扶老携幼”的家庭，这场人口流动并非只有年轻男性。

从梧桐山、沙头角及相邻山地进入香港新界，是1962年春季有史料支持的重要路线之一。边境部分地段已有铁丝网和巡逻力量，但当时防线尚未形成后来更加完整的设施。进入香港一侧后，越境者还必须穿过新界北部的山地、道路和警方检查线，才能继续向上水、粉岭以及九龙方向移动。

海上路线在当年随后变得更加突出。香港政府年报记载，到6月陆路非法入境已经基本平息，但从中国大陆直接经海路以及经澳门进入香港的人数明显增加，香港当局随后增派水警、税务部门船只和军方力量进行海上巡逻。

山里的人、被遣返的年轻人和一张没有用完的粮票

统计之外，同期资料留下了一些普通人的瞬间。

1962年5月13日，新亚书院工作的美国青年Timothy Light与同伴进入香港新界边境山区。他当月写下的见闻后来被收入美国参议院听证记录。他看到山坡和灌木中藏着成群刚越境的人，军警在夜间搜寻。第二天，他搭上一辆运送被捕越境者前往收容地点的吉普车，车上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大陆粮票拿出来送给他们作纪念。Light发现，其中一些人似乎以为自己已经抵达香港、再也不需要这些粮票，却不知道当天晚上就将被送回边界另一侧。

另一幅1962年5月留下的新闻照片记录了上水公路上的场景。一名年轻越境者从正在驶往边境的遣返车辆上跳下，试图混入附近居民之中，最终再次被抓回。照片说明称，当地居民会堵在道路旁迫使车辆减速，把食物扔进车里，并叫车上的人跳下来逃走。

香港政府自己的年报也记录了同样的社会反应：一些边境村落居民试图阻挡遣返车辆，为车上的人递送食物和衣服，或者制造逃脱机会。由于道路遣返不断引发人群聚集，港英政府后来停止使用普通公路车辆，改用列车把被拘留者送往罗湖。

这些行为说明香港社会存在明显的同情和亲属接应，但香港政府并没有因此停止遣返。政府面对的另一项现实是人口压力。1962年底，香港人口估计达到352.65万，比上一年增加约30万，其中估计净迁入达到20.85万。对于土地和公共住房已经十分紧张的殖民地政府而言，大规模人口突然进入同时意味着住房、学校、医疗、治安和就业管理压力。

港英政府没有无条件接纳所有越境者

从5月5日起，由于进入香港边境地区的人数迅速增加，港英政府在粉岭警察训练单位营地设置临时转运中心。被拘获者在那里得到一餐食物，接受讯问和登记并稍事休息，随后被送回边境。5月22日，港英政府成立由新界民政长官、警方和驻港英军人员组成的地方紧急委员会协调边境行动。第二天即出现5,620人被拘获的单日高峰。

香港军警采取的实际规则形成了一个明显结果：在边境地区被抓到的人大批遭到遣返，而成功穿过检查线、进入城市并融入当地人口的人往往能够留下。英国政府1964年在下议院回顾当时政策时明确表示，实际被发现非法入境者会被遣返，避开检查进入香港的人则通常获准居留；涉及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个案另行调查。

这一做法发生在1962年，但当时并不存在后来正式以“抵垒政策”（Touch Base Policy）命名的制度。香港警务处历史资料把“抵垒政策”的正式实施时间列为1974年，规则是越境者在抵达市区前被截获即遣返，成功进入市区并登记者可以留下；该政策到1980年取消。把“1974年至1980年的抵垒政策”直接作为1962年政策名称，会造成时间上的错置。

广东方面从劝返转向集中堵截

大规模人员进入宝安以后，中国内地方面的应对也逐步升级。4月底至5月中旬，地方干部、公安、边防人员和民兵已经在交通沿线和山地开展调查、劝返和拦截，但人群数量迅速超过日常边防管理能力。

5月22日以后，广东方面集中加强控制，从各地调集人员，在铁路、公路和边境节点设置收容、堵截设施，并将滞留边境以及香港遣返回来的人员送回原籍。部分地区开始要求旅客凭单位证明购买前往宝安方向的车船票。东莞县6月19日还规定，对参加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和党员采取行政或党纪处分，对农村基层干部则视情节处理。

关于“1962年政府突然开放边境”的说法，宝安方面的档案显示出更复杂的过程。宝安县公安局事后形成的材料称，从1961年8月起，当地为了恢复小额贸易和解决生产生活物资问题，确曾放宽部分边防管理，边防证件审批权限下放，一些沿海检查岗也被撤销，客观上形成了管理漏洞。1962年春人员突然大量南下后，这些原本面向地方经济和边境往来的措施迅速承受了远超设计范围的人流。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年报记载，到5月26日，中国方面重新加强通常的边境控制，此后香港所记录的陆路人流迅速下降。能够相互印证的是一段时期内边境管理确有松动以及执行不均，随后又恢复严格控制；现有材料不足以把整个事件归结为某一天由中央或广东省正式宣布“开放粤港边境”。

有人死在路上，但没有一个可以可靠使用的春夏死亡总数

越过粤港边境并不是一段没有风险的旅程。山地夜行可能导致迷路、坠落和体力耗尽，河流与海路则伴随潮汐、风浪和溺水风险；越境者还需要避开双方边境巡逻。

现有公开资料无法建立1962年春夏逃港者完整而一致的死亡统计，因此无法可靠回答5月份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越境。香港政府年报能够确切确认的一起重大死亡事件发生在当年11月：一艘载有非法入境者、准备在柴湾登陆的帆船在恶劣海况下倾覆，后来共寻获30具遗体。这个数字属于当年后续海上偷运事故，不能倒算成5月陆路逃港潮的死亡人数。

关于中国边防人员开枪的记载，后来口述、同期媒体和部分学术研究中都能找到相关叙述，但不同材料在时间、地点、政策层级和死亡数字上无法完全相互印证。没有可靠依据把个别射击事件扩大成整条粤港边境统一执行并造成某个确定死亡数字的政策，因此也无法使用网络文章中流传的巨额死亡估算。

1962年以后，粤港之间的人口流动并未结束

5月底以后，大规模陆路聚集迅速下降，逃港现象本身却没有消失。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广东与香港边境仍不断出现非法越境，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0年代末又形成不同背景下的人口外流。这些后来事件拥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不能倒过来解释1962年。

人口流动长期存在，使粤港收入和生活差距最终成为广东改革初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1978年7月，刚到广东主持工作的习仲勋把宝安县作为第一次地方考察的重要地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刊载的研究资料显示，他在当地调查逃港问题、走访临时收容站并与20多名基层干部座谈。相关记录中，一名准备外逃的人把原因直接归结为生活贫困、分配收入低以及香港容易找到工作。习仲勋随后提出，要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调整政策来解决长期人口外流，并支持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发展外贸基地和引进加工企业。

这已经是距离1962年16年后的另一个历史阶段。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还受到中国整体改革开放战略、广东要求获得更大经济自主权、毗邻港澳的区位条件、外资和出口贸易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推动。长期存在的逃港以及边境两侧明显的经济差距，是当时广东领导人调查和调整政策时面对的现实之一，而不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单一原因。

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此后，香港资本、设备、技术、制造业订单和人员开始大规模进入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粤港之间人口与经济流动的方向和规模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1962年，今天深圳范围内的土地仍主要属于宝安县，大批来自广东各地的普通人沿着公路、铁路和山路来到这里，希望越过粤港边界进入香港。

17年后，这里改设深圳市。

18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当年人们夜间寻找缺口穿越的粤港边界，此后逐渐成为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密集口岸地带。1962年春夏留下的档案、香港政府记录和普通人的经历，则保留了这一变化发生以前，粤港边境曾经出现过的另一幅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