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即公元755年12月16日,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叛军由今北京一带南下,沿河北进入河南,先后突破陈留、荥阳和洛阳方向的防御。唐玄宗李隆基任命封常清、高仙芝组织抵抗,两人退守潼关后被处死,身患风疾的哥舒翰接管关中东部防线。到天宝十五载六月,唐玄宗与宰相杨国忠连续要求哥舒翰出关作战,唐军在灵宝西原遭遇崔乾祐部伏击,潼关于六月初九,即公元756年7月10日失守。四天后,唐玄宗离开长安,叛军随后进入这座唐朝首都。
安禄山起兵时,唐朝拥有五千多万登记人口、遍布全国的州县体系、庞大的财政收入和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开元时期结束只有十余年,中央行政机构仍能征调兵员、粮食和运输资源。然而,从范阳起兵到洛阳失守只有一个多月,从起兵到唐玄宗撤离长安约七个月。一次发生在东北边疆军镇的叛乱,迅速发展成进入河北、河南和关中的大规模战争。
范阳出发的十五万军队
《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起兵时调动所部军队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人员,共计十五万,号称二十万。《旧唐书》同样记为“诸蕃马步十五万”。这支军队的主体来自长期执行边疆任务的正规军镇,拥有骑兵、战马、武器、军官体系和既有后勤组织。
安禄山向部下出示伪造的朝廷诏令,声称奉唐玄宗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随后以诛杀杨国忠为起兵名义。他任命贾循留守范阳、吕知诲留守平卢、高秀岩控制大同,主力则连夜南下。《旧唐书》记载叛军昼夜行进,每日约六十里。安禄山在出发前已经安排留守将领,范阳、平卢和大同等后方基地继续维持军政和补给运转。
史籍称安禄山出身营州柳城,母系属于阿史德氏。现代唐史研究根据其姓名、家族和北方族群关系,多将其背景概括为具有粟特和突厥渊源。叛军中既有军镇招募的士兵,也有契丹、奚、同罗等不同来源的部队;唐军同样长期吸收来自高句丽、突厥、铁勒和西域各地的将领及士兵。高仙芝出身高句丽军人家庭,哥舒翰家族来自突骑施哥舒部,朔方、河西、陇右军中也有大量部落骑兵。755年的战争发生在安禄山控制的军镇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双方人员构成都具有盛唐军队的多元特征。
盛唐最强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边疆
唐朝前期的府兵以折冲府为组织单位,士兵平时居住在原籍,轮番承担京师宿卫和军事任务;发生战争时由中央任命将领统兵,战事结束后士兵返回各府,将领交还兵权。这套制度把士兵分散在各地,也使军队与临时任命的统帅保持分离。
七世纪后期以后,唐朝在东北、西北、西域和西南长期用兵。农户长时间离家服役,边军轮换距离不断扩大,人员和物资运输成本持续增加,固定驻防逐渐取代短期征发。开元二十五载前后,朝廷开始以长期服役的“健儿”充实边镇,向军人提供粮饷、田地、住房和赋役减免。边疆军队由轮番服役人员逐步转变为长期驻守、连续作战的职业军人,士兵与所在军镇及统兵将领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
《通典》《旧唐书·地理志》和《资治通鉴》保存的天宝初年军镇统计显示,唐朝十个节度、经略系统共有镇兵约四十九万、战马八万余匹。其中范阳约九万一千四百人,河东约五万五千人,河西约七万三千人,陇右约七万五千人,朔方约六万四千七百人。安西、北庭、平卢、剑南和岭南等军镇则分别承担西域、东北和南方边疆防务。唐朝经验最丰富的大批士兵,长期驻扎在幽州、营州、太原、灵州、凉州、鄯州和西域等地。
长安仍有飞骑、彍骑和宫廷禁卫,中央也有权征调各地兵员。战争爆发后,封常清在洛阳十日内招募六万人,朝廷在长安征募十一万“天武军”。高仙芝出征时率领飞骑、彍骑、新募兵和当时已在京师的部分边兵,合计约五万人。唐朝可以迅速召集大量人员,但封常清在洛阳招募的多为市民和佣工,他们缺少训练、战斗经验以及步骑协同能力,面对安禄山长期驻守东北的职业骑兵时连续失利。
三镇权力集中到安禄山手中
安禄山在天宝元载,即742年出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任范阳节度使和河北采访使,天宝十载又取得河东节度使职务。范阳军镇大致覆盖今天北京、河北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主要应对奚、契丹;平卢控制今天辽西至辽东的交通方向,承担对室韦、靺鞨及东北边疆的防务;河东以太原及山西北部为中心,与朔方军相互配合,防御北方草原方向。
按照天宝初年的军镇数字,范阳有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三万七千五百人,河东五万五千人,三镇合计约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安禄山起兵时留下部分军队守卫范阳、平卢和大同,率领约十五万人南下。他通过节度使幕府控制军令、将领配置、军需、营田、战马和军功申报,又以河北采访使身份参与地方监察,在河北经营起由部将、官员、粮草和军事据点组成的完整网络。
天宝时期的节度使由中央任命,职务、官阶和政治合法性都来自唐玄宗,边军经费也依靠帝国财政支持。长期边疆战争又使节度使能够连续处理征募、训练、军粮、战马、将领任免和对外作战。安禄山兼领三镇多年后,已经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军队、军官、后勤、交通和后方基地。
河北防御未能阻止叛军主力南下
安禄山起兵六天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确认叛乱消息。范阳军镇本身统辖河北北部多个州和军,叛军以唐朝边军原有编制出动,沿途部分州县长期处于安禄山的军政影响范围内。河北腹地经历多年和平,城镇守军和地方团结兵的规模无法与南下边军正面对抗。一些地方官开城、逃离或者被俘,叛军因此能够沿驿路和主要交通走廊迅速推进。
河北各地同时开始组织抵抗。平原太守颜真卿此前已经修城浚壕、储备粮食,叛乱发生后招募当地兵员;常山太守颜杲卿因兵力不足一度出迎,返回后与袁履谦准备起兵。此后,平原、常山及周边多个郡县杀死或驱逐叛军任命的官员,推举颜真卿协调行动。地方抵抗威胁到叛军在河北的联络线,但各地兵力分散,缺少统一的野战军和稳定的相互支援。安禄山把部分部队留在井陉、土门等通道,主力继续向黄河和洛阳推进。
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初,叛军从灵昌附近渡过黄河,随后攻陷陈留。荥阳太守崔无诐组织守城,城破后被杀。安禄山的推进方向连接河北、中原和东都,沿线分布着成熟的驿站、道路、渡口和粮食集散地。地方城防被突破后,这套交通网络开始为叛军持续南下提供条件。
洛阳失守暴露临时征兵的弱点
洛阳是唐朝东都,设有完整的中央官署、宫城和大型仓储设施。它位于黄河与大运河交通体系的交会区域,向东连接河南、河北,向南通往江淮物资来源地,向西则通向陕州、潼关和长安。叛军攻占洛阳后,已经从东北边疆进入唐朝人口、交通和财政资源集中的中原地区。
封常清抵达洛阳后开启府库,十日内招募约六万人。《旧唐书》称这些士兵多为佣保和市井人员。封常清先后在武牢、葵园、上东门、都亭驿和宣仁门等处组织抵抗,临时招募的步兵连续遭到叛军骑兵冲击。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三日,即公元756年1月18日,洛阳陷落,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和采访判官蒋清被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
封常清从洛阳向西撤到陕郡,与高仙芝会合。他判断陕郡难以固守,而潼关当时兵力不足,建议立即后撤占据关口。高仙芝接受这一方案,率军退入潼关,修整城防,部署守军。叛军追到关前后未能突破,只得退回陕郡。洛阳虽然失守,通往长安的道路仍被潼关截断,唐朝获得了调集河西、陇右、朔方及其他地区军队的时间。
高仙芝和封常清在潼关被处死
高仙芝率军东进时,宦官边令诚担任监军。《资治通鉴》记载,边令诚多次向高仙芝提出要求而未获同意,返回朝廷后报告封常清败退、动摇军心,又指控高仙芝放弃陕郡数百里土地并克扣士兵粮赐。封常清在撤退途中三次上表陈述叛军兵势,这些报告没有得到唐玄宗接见处理;他到达渭南后被削去官爵,随后以普通身份返回高仙芝军中效力。
洛阳失守数日后,唐玄宗命边令诚带诏书返回潼关,在军中处死封常清和高仙芝。高仙芝承认临敌退却应受军法处置,同时否认侵吞军粮,现场士兵为其呼冤。封常清在临死前留下奏表,请求朝廷重新评估叛军实力。两人被杀后,将军李承光暂时接管部队,潼关防务很快又交给新任统帅哥舒翰。
高仙芝和封常清熟悉安西边军,也共同完成了从陕郡退守潼关的部署。两人同时被处死,使潼关在叛乱初期经历统帅更换、军队重编和指挥关系调整。此前从洛阳和陕郡撤回的部队、新近抵达的边军以及长安征募的士兵,都被纳入哥舒翰重新建立的指挥体系。
潼关把叛军挡在关中之外近半年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南面连接秦岭、华山山地,北面接近黄河,东来道路必须穿过山河之间的狭窄通道。从洛阳方向进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潼关是最重要的门户。大规模军队在关外狭窄地形中难以展开,守军可以依托关隘、城垒和黄河渡口抵挡兵力占优的进攻。
唐玄宗起用哥舒翰接管潼关。哥舒翰长期在陇右与吐蕃作战,具有很高军事声望,但此前已经突发风疾,身体活动和处理军务的能力受到影响。他抵达潼关后把军政交给田良丘,又由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几名将领争夺指挥权,军令难以集中。
哥舒翰最初率约八万人赴关,加上高仙芝旧部、河西和陇右等地援军,潼关军队号称二十万。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进攻潼关,被守军击退。此后数月,崔乾祐屯驻陕郡,叛军始终无法越过关口。长安与关中防线继续维持,唐朝也在潼关后方集结粮食、兵员和军械。
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军进入河北,在九门、赵郡、常山和嘉山方向连续作战。到756年夏,河北十余郡重新响应唐朝,范阳与洛阳之间的联系受到威胁。《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当时只稳定控制汴州、郑州等部分地区,一度考虑放弃洛阳返回范阳。潼关坚守使叛军无法进入关中,河北战场则不断压缩其后方空间。
长安与潼关之间出现政治猜疑
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起兵名义,潼关军中有人建议哥舒翰留下部分部队守关,率精兵返回长安诛杀杨国忠。王思礼也提出过相关主张,哥舒翰没有执行。消息传到杨国忠处后,他以潼关大军后方缺少接应为由,在长安附近另募军队,由亲信杜乾运统领。哥舒翰担心这支军队威胁自己,上表要求将其划归潼关,随后召杜乾运到军中处死。
潼关统帅与宰相之间的互相防备进入军事指挥体系。杨国忠担心哥舒翰率重兵西返,哥舒翰也担心长安另组军队取代自己。潼关前线承担抵御叛军的任务,长安朝廷同时把部分兵力用于防范掌握潼关大军的主帅。
此时有人向唐玄宗报告,驻守陕郡的崔乾祐兵力不足四千,士兵羸弱,缺乏戒备。唐玄宗据此要求哥舒翰出关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上奏称,安禄山长期统兵,崔乾祐正在以弱兵诱敌;叛军远道而来,希望速战,唐军依险固守则可以等待各路援军和叛军内部变化。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上奏,建议由北线进攻范阳后方,潼关继续固守。
唐玄宗决定利用陕郡守军薄弱的情报收复失地,杨国忠则继续报告哥舒翰延误战机。皇帝连续派遣中使前往潼关催促出战,传令人员前后相接。哥舒翰最终接受诏令,放弃已经维持近半年的关隘防御,率主力向东进入灵宝一带。
灵宝一战改变了整个战场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即公元756年7月5日,哥舒翰率军离开潼关。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西原与崔乾祐部接触;六月初八,两军正式交战。战场南侧接近山地,北侧是黄河,中间是一条延续数十里的狭窄道路。崔乾祐把精兵和骑兵隐藏在险要地带,以数量较少、阵形疏散的部队出现在唐军正面。
唐军由王思礼等人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人率十万军队随后,哥舒翰又在黄河北岸部署三万人击鼓助阵。崔乾祐正面出动的军队不足万人,阵形时疏时密,交战后又主动后退。唐军沿狭窄通道继续推进,前后队伍逐渐拥塞,长枪、弓弩和车辆难以展开。
崔乾祐随即从高处发动伏兵,以木石攻击唐军,又把装载草料的车辆推向前方,利用风势纵火。烟尘遮蔽战场,唐军各部失去联络,部分士兵向烟雾中集中放箭,叛军骑兵随后从侧后方突入。唐军在山地、黄河岸边和狭窄道路之间迅速溃散,大量人员落水、被杀或在撤退中相互踩踏。
《旧唐书》记载此战死者数万,并称唐军“死者十六七”;《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退回关内者约八千人。哥舒翰率数百骑返回潼关,试图收集散兵重新守关,部将火拔归仁等人将其控制并送交叛军。六月初九,即公元756年7月10日,崔乾祐攻占潼关。河东、华阴、冯翊和上洛等地部分守军随后弃城,长安东部屏障消失。
唐玄宗从延秋门离开长安
潼关告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玄宗最初只派增援前往关口。当天傍晚,潼关方向用于报告平安的烽火没有出现,朝廷才确认防线已经崩溃。杨国忠兼领剑南事务,此前已命人在蜀地准备粮食和接待条件,此时首先提出进入四川。朝廷没有组织覆盖百官、宗室和长安居民的公开撤退,也没有宣布完整的城市防御计划。
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即公元756年7月14日黎明,唐玄宗与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高力士、陈玄礼以及少数禁军和宫人,从长安延秋门出城。宫外官员和居民事前大多不知道皇帝已经离开。当天仍有官员照常入朝,宫门打开后才发现皇帝及主要随从已经离去,城内随即发生逃亡、抢掠和纵火。
撤离队伍次日到达马嵬驿。随行军队杀死杨国忠,随后要求处置杨贵妃,唐玄宗命高力士将其缢死。皇太子李亨此后与玄宗分开,向北前往朔方军控制的灵武;玄宗继续向四川方向行进。马嵬驿事件改变了随驾朝廷的人员构成,杨国忠及其政治集团由此退出战争决策。
安禄山没有预料到唐玄宗迅速离开长安,命崔乾祐暂时停在潼关。约十天后,叛军将领孙孝哲率军进入长安,张通儒被任命为西京留守。留守官员崔光远和掌管宫门钥匙的边令诚先后向叛军交出控制权。唐朝至此失去洛阳和长安,安禄山控制的军事叛乱进入帝国两京及关中地区。
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从范阳调动正规边军南下;756年1月18日,洛阳失守;2月5日,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7月9日,唐军在灵宝西原溃败;7月10日,潼关失守;7月14日,唐玄宗离开长安。唐朝的大批精锐仍然驻扎在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和其他军镇,河北与中原腹地却缺少规模相当、能够立即投入野战的职业军队。安禄山兼领三镇,使叛乱从开始便具备正规军、骑兵、将领、后勤和后方基地;洛阳方向依靠临时征兵组织防御,潼关则依托地形把叛军阻挡近半年。哥舒翰率主力出关后,灵宝战败使关中防线在数日内失去支点。
皇太子李亨随后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继续组织军队,唐军于757年重新收复长安和洛阳,战争延续到763年才结束。唐朝在平叛过程中建立和依赖更多地方军镇,原有十个主要边疆军镇扩大为数十个内外军事区域。唐朝重新控制两京后,节度使及地方常备军在帝国政治、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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